旧制度与大革命_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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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现实意义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中已有过充分的表现。反腐败也是一项与国情紧密相关的长期艰苦细致工作，要靠有力的制度建设，仅靠单纯的激情与简单的愤怒是不能奏效的。
□宁桂飞
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意见和建议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1856年出版。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浸透作者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专家表示，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但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
该书表达了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情绪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克维尔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他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托克维尔开宗明义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通过阅读大量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述自己的论点。
托克维尔认为1789年法国革命是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
托克维尔自言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认为：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研究发现了两个“悖论”：一是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二是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在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进行回顾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这种繁荣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层面。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但就是在这看似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爆发了革命。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因为政府这些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对被政府盘剥的坏印象远大于政府放松专制的好印象。
在这种“繁荣却引发革命”的悖论中，政府也并非是无辜的，因为贪婪之心横行无忌，统治阶级醉心腐败。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法国社会处在金钱拜物教对传统关系的解构过程之中，而专制社会却以此为生存机遇。托克维尔描述为：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当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统治阶级的成员自己也成为“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一群。
托克维尔谈到另一“悖论”时写道：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认为，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农民成了改革中被损害阶层，无处发声。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在当时的农村，不仅是贵族，所有稍有资产者都在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在国家的变革中，其他阶层都获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后来的结果是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把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也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海外版1月18日有文章说：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当今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如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改革。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不改革风险更大。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习近平总书记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有学者认为，当前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既任重道远又十分紧迫。稳定执政党地位，避免出现“政息人亡”，必须解决好依靠制度从严治党和执政为民问题。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中已有过充分的表现。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实现。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就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反腐败也是一项与国情紧密相关的长期艰苦细致工作，要靠有力的制度建设，仅靠单纯的激情与简单的愤怒是不能奏效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还启示我们，要着力培育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的和谐充满柔性色调。改革发展已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普遍共同富裕，人们拥有稳定可靠的各类社会保障。贫富悬殊严重、房价高、上学贵、看病贵的社会是很难和谐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关制度的深层次改革。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姓 名：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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