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京杂记的文学史料价值_文学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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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京杂记》 文学
《西京杂记》是关于西汉一代帝王后妃、王侯将相、方士文人等的杂史作品，内容涉及宫廷制度、礼节习俗、社会传闻、名人轶事，反映了汉代帝都生活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全书佳处颇多，极具史料价值。本文着重于《西京杂记》一书的文学史料价值探讨。
一
《西京杂记》最早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中的“旧事”篇。《隋书·经籍志·史部》共分13类，分别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尽管分类过于琐细，但可以看到历经汉魏六朝,随着史学的蓬勃发展，史学理论也基本成熟。关于“旧事”篇，《经籍志》中有专门的解释：
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春秋传》曰“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万民之约契与质剂，以逆邦国之治。然则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职，又总而掌之。汉时，萧何定律令，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仪法，条流派别，制度渐广。晋初，甲令已下，至九百余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余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搢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1](P967)
这里指出了“旧事”篇中所收录的包括《西京杂记》在内的25部四百零四卷史书的特点是“品式章程的故事”，是由“搢绅之士撰录的”。这与现存的《西京杂记》（《四库丛书》本）葛洪撰《西京杂记跋》所交待的情况吻合：《西家杂记》是葛洪根据自家家传的散乱百卷资料（自称是刘歆欲写《汉书》的原始史料）抄录其中部分内容，录成两卷，以裨《汉书》之阙。《西京杂记》为研究汉代的文学创作、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信息。全书六卷，共132条，其中46条与文学活动有关。从内容上来看,书中完整保存19篇作品，记载了当时文人24位，提及23篇（部）作品名称，还有作家、作品评论，作家比较等极丰富的资料，蕴含了当时文学发展的重要信息。
《西京杂记》中与文学活动有关的记载是：第8条戚夫人歌舞、第21条黄鹄歌、第25条昭阳殿、第30条飞燕昭仪赠遗之侈、第31条宠擅后宫、第32条画工弃市、第33条方朔设计救乳母、第35条公孙弘粟饭布被、第39条相如死渴、第40条赵后淫乱、第43条扬雄梦凤作《太玄》、第44条百日成赋、第45条仲舒梦龙作《繁露》、第46条读千赋乃能作赋、第47条闻《诗》解颐、第59条梁孝王宫囿、第63条箓术制蛇御虎、第64条淮南与方士俱去、第65条、扬子云载輶轩作《方言》、第77条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第79条生作葬文、第80条淮南《鸿烈》、第81条《公孙子》、第82条长卿赋有天才、第83条赋假相如、第84条《大人赋》、第85条《白头吟》、第86条樊哙问瑞应、第88条文章迟速、第93条三馆待宾、第96条韩嫣金弹、第97条司马良史、第98条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第109条陆博术、第111条东方生、第112条古生杂术、第114条母嗜雕胡、第116条赵后宝琴、第117条邹长倩赠遗有道、第119条董仲舒天象、第122条贾谊《鵩鸟赋》、第123条金石感偏、第124条文木赋、第125条广川王发古冢、第130条书太史公事、第132条两秋胡曾参毛遂。
《西京杂记》中保存了19篇文学作品：黄鹄歌、昭仪遗飞燕书、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文木赋、杜子夏自撰墓志铭、邹长倩赠公孙弘书信、角抵戏：“东海黄公”剧本；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话本）、陆博术口诀1套；谣谚2首（“闻诗解颐”、“韩嫣金弹”）、《雨雹对》、《金石感偏》。在这些保存完整的作品中值得我们关注、极具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如下：
(一)、八篇咏物赋：《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中包括了枚乘的《柳赋》、路乔如的《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的《屏风赋》、邹阳代韩安国作的《几赋》。七人中，除路乔如、公孙乘两人事迹不详，其余五人的行迹在《汉书》中都有记载，他们均为梁孝王的宾客。这七篇赋是同时创作出来的，属于游宴之作。据《西京杂记》中说：“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当场评论，有赏有罚，“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其中枚乘的《柳赋》、羊胜《屏风赋》见于唐徐坚等撰的《初学记》中。中山靖王刘胜写作《文木赋》，据《西京杂记》云：“鲁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为赋曰 „„”，赋后又云：“恭王大悦，顾盼而笑，赐骏马二匹。”《古文苑》将两段合并置于赋前。鲁恭王刘徐与中山靖王刘胜是异母兄弟。史载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曾“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忽闻钟馨琴瑟之声，乃止。显然也是个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之辈，与刘胜为一丘之貉。《西京杂记》及《古文苑》所载伐木为器，作赋赐马之事，符合二人的性格及趣味。
关于这八篇赋学界有过争论，主要辩论的是作者及写作时间，但目前大家普遍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出现前，还是以《西京杂记》所记为准。如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就根据《西京杂记》的记载而收录了这八篇作品，又如费振刚整理编辑《全汉赋》时，也根据《西京杂记》中这两条资料记载，整理出了枚乘、路乔如、公孙诡、邹阳、公孙乘、羊胜、刘胜的辞赋作品。
近年来，这些作品引起辞赋研究者关注，章沧授等学者先后撰文论述汉代的咏物赋[5]，基本观点归纳出如下:
1、西汉赋中有不少咏物之作,赋史上第一次的咏物赋创作高潮出现在西汉时期。枚乘可以被视为汉初咏物赋的代表作家。
2、由于西汉初年赋的游戏娱悦作用的影响,以及藩国君臣赋中咏物之作的存在,汉初这种以四言为主、杂以六言等句式、表达自由灵活的咏物赋，它的产生可能与骚体赋同时,但要早于散体大赋。
3、这批作品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文学已开始在铺陈渲染、藻丽夸饰、锤辞炼句方面探索一条发展的新路，刻意求美、求全、求新、求奇成为有汉一代辞卿创作的主导倾向。
4、咏物赋的创作表明汉初赋作者们注重身边的日常用物，托物言志在这些赋作中已露端倪，这为魏晋南北朝室内小物赋的发展开了先河。《西京杂记》中记载保存下的这八篇赋作，其价值、意义确实巨大。
(二)、中国最早的戏——《东海黄公》。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有一出称作 《东海黄公》的“角抵戏”。角抵戏，竞技之戏，类似于杂技，因其种类繁复，故后世命名为“百戏”。汉代著名的《东海黄公》最早流传于三辅（是汉代负责京畿长安附近地方行政事务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合称，后来三辅一词便用来指称长安一带的地区），后进入宫廷：
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佩赤金刀，以蜂增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赢惫，饮酒过度，不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即不行，乃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3(P120-122)
《东海黄公 》之用为“角抵”，大概是因为最后出现了人物与“老虎”争斗的戏份。在此戏中，黄公是有装扮的，如“佩赤金刀，以蜂增束发”，而老虎也是由人扮演的。此外还出现了故事情节，即黄公以术擒虎反而为虎所杀。因此，此戏具备了成熟戏曲的一些基本要素，周贻白先生认为“后世戏剧，实于此发端”。
(三)、中国最早的话本。根据《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搜神记》卷二“贾佩兰说宫内事”[6](P292)，两书记载基本一致（《搜神记》中没有“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一句）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
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皇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3(P146)
汉代一统天下，经济逐步繁荣，帝都文化生活丰富多样，在此背景下,民间原始的讲故事也得以逐步向伎艺化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为早期的说话艺术。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宫，嫁给扶风人段儒为妻。贾佩兰讲述的有关宫廷歌舞和行乐之事,是其亲眼所见,这对于与宫廷相隔绝的民间群众来说,无疑是十分新鲜奇特的,宫廷的神秘使他们对高大宫墙后所发生事情有了解的渴望，这丝毫不亚于现代人对各种新闻的好奇。《西京杂记》在记述汉成帝为赵飞燕妹造昭阳殿的豪华与奢靡后说：“匠人丁缓、李菊巧为天下第一。缔构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而外人稀知,莫能传者”。他们的经历与贾佩兰相似,出入宫廷,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他人宣讲,大量宫中故事就这样流传出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故事的讲述者亦由此成为宫廷与民间联系的重要中介，成为早期的“说话”艺人，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就可能成为我国最早的“话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上百件汉代说唱俑陆续出土，通过这些形象生动的陶俑，可以真实反映汉代说唱艺术的发展情况，帮助我们推断出中国早期说话艺术职业化、话本作品酝酿出现的大体时期。
(四)、中国最早的自传墓志。据《西京杂记》卷三“生作葬文”一条记载：
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后土,气魄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于墓侧。墓前种松柏树五株,至今茂盛。3(P150)
墓志即埋于墓中并刻有墓主传记之石刻。一般而言，其往往于安葬时与棺椁一起埋于墓内。墓志中所镌之文字多以散文记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称之为“志”；而文末多有数句四言韵文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称之为“铭”，合称则为“墓志铭”。出土于1929年洛阳邙山王窑村，志文写明为东汉延平元年（106年）
之《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据考是我国最早之墓志。可见墓志至迟在东汉时就已出现。《西京杂记》中这条宝贵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文献资料中的最早的墓志记载。近些年，墓志的研究渐成热点，追溯最早的墓志记载必然会提及《西京杂记》中的这篇“墓志”，而且这篇作品还是墓主人生前自己写成，它对于研究中国的自传文也具有标志性的价值。
上面所列45条中提到的汉代文人、歌诗人分别有戚夫人、汉昭帝刘弗陵、东方朔、公孙弘、司马相如、盛览、扬雄、董仲舒、淮南王刘安、杜子夏、卓文君、陆贾、枚皋、司马迁、枚乘、路乔如、公孙诡、邹阳、羊胜、许博昌、汉高祖刘邦、邹长倩、贾谊、中山靖王刘胜。《西京杂记》中记载的有关作家事迹简单、排列散乱，但如果我们将这些简单、散乱的资料按照某位作家连贯在一起，它们就会提供给我们一些珍贵的作家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主要集中在司马相如、卓文君、公孙弘、司马迁身上，笔者试作分析。
与司马相如有关的记载最多，共六条，第39条相如死渴，第44条百日成赋，第82条长卿赋有天才，第83条赋假相如，第84条《大人赋》，第85条《白头吟》。这六条资料主要揭示了四个方面的信息，司马相如好色钟情的浪漫个性，长期患有“消渴”顽疾，他的辞赋创作在当时影响巨大，司马相如主要辞赋作品《美人赋》、《上林赋》、《子虚赋》、《大人赋》及写作这些作品的具体情况。在第39条相如死渴中揭示了相如创作《美人赋》的目的：“欲以自刺”。在第44条百日成赋中介绍了相如创作《上林》、《子虚》赋时，精神思想自由放松，“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大人赋》的创作缘于晚上做梦，梦见一位穿黄色衣服的老头，让他写一篇《大人赋》。这篇赋主要是关于神仙之事，写成后献给武帝，武帝很满意，赐给司马相如四匹锦缎。这些记录丰富了我们对作品的了解，当然是珍贵的资料。另外《西京杂记》中还生动地记载了“赋假相如”:
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3(P154)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司马相如在当时如日中天的文坛影响力，一篇假借他名字的作品居然被世人看重、推崇，看来汉代就有借名人炒作作品的文坛趣闻。佩服司马相如才华的除了普通人外，还有重要的文人扬雄，在第82条长卿赋有天才中，记载了扬雄发自肺腑的感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这是非常难得的记录，我们不仅看到了扬雄这位重要辞赋家对司马相如的高度崇拜，也认识了相如赋在汉代的崇高地位、巨大影响。围绕着这位辞赋大家有如此鲜活记录，这当然会激活后人对这位两千多年前文坛大腕的真切认识。
与卓文君有关的记载是：第39条相如死渴、第85条《白头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君喜好音乐,酷爱文学,貌美多才：她“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容,肌肤柔滑如脂”，她的著作有诗《白头吟》一首,《悼相如诔》一篇。卓文君不仅是一位古代有名的敢于追求爱情生活的美女子,还是一位笔底情深的女诗人。因“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西京杂记》中没有记录《白头吟》诗句，这就使得后人对这篇作品有了猜测。一部分观点认为卓文君《白头吟》已经不存在了，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卓文君《白头吟》就是沈约在《宋书·乐志》以《白头吟》为题的“古辞”:
晴如山上云,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平生共城中,何尝斗酒会。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踥御沟上,沟水东西流。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凄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嫋嫋,鱼尾何离簁。男儿欲相知,何用钱刀为?齿立如五马,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对乐,延年万岁期。[7](P622-623)
沈约在《乐志·大曲》下所录的这首“古辞”并没有著明其作者,首先将这首乐府古辞与卓文君《白头吟》联系在一起的是李善，《文选》卷二十八鲍明远《白头吟》诗题下,李善注: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将娉茂陵一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沈约《宋书》古辞《白头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8](P404)
按照前后叙说逻辑,在李善看来,《宋书》所录《白头吟》即是《西京杂记》所载“文君白头吟”。后世有黄鹤、阮阅、严羽、谢维新、谢榛、陆时雍、冯惟讷、王士禛、沈德潜等人持此观点。文君《白头吟》是否就是《宋书》中所录的这首古辞《白头吟》，学界还有争论，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文君作过一篇情真意切的《白头吟》，它感动了相如，使他最终放弃了再娶的打算，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与公孙弘有关的记载有：第35条公孙弘粟饭布被、第81条《公孙子》、第93条三馆待宾、第117条邹长倩赠遗有道。这四条资料我们可以颠倒顺序来阅读，第117条所记当是公孙弘被举荐做官之际，得到了乡里贤者邹长倩的资助与教诲，所记生动。
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士所推，上为贤良。国人邹长倩以其家贫，少自资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释所着冠履以与之，又赠以自一束、素丝一楼、扑满一枚，书题遗之曰；“
夫人无幽显，道在则为尊。虽生当之贱也，不能脱落君子，故赠君生自一束。诗人所谓‘生当一束，其人如玉’。五丝位糹聶，倍为升糹聶，倍升为糹式，倍以为纪，倍纪为缨，倍缨为禭。此自少之多，自檄至著也，士之立功勋，效名节，亦复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为也。故赠君素丝一禭。扑满者，以上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钦故赠君扑满一枚。猗嗟盛欤！山川阻修，加以风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窃在下风，以俟嘉誉。”(弘答烂败不存)3(P75-76)
公孙弘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应贤良文学征，拜博士。乡人邹长倩觉得他家境贫困没有什么收入，就脱下衣裳给他穿上，脱下戴的帽子、穿的鞋子送给他，又赠给他青草一把，素丝一遂，扑满一枚，并附上了一封信,信中说明送上青草、素丝、扑满寄托的意愿与希望，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第93条所记是公孙弘作宰相后开设东阁，营建客馆，招揽天下贤才。客馆有三个，分别是钦贤馆、翘材馆、接士馆，花费都来自公孙弘的俸禄。第81条提到公孙弘生前完成了《公孙子》，这部书的核心内容是刑名之事，遗憾的是这部书已经亡佚了，但仅靠《西京杂记》中这条简单的记录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汉代儒家外王内法的政治特点。第35条所记是公孙弘发达后，仍然生活俭朴，以致遭到了故人高贺的不理解，竟诽谤他：“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这样的言论给公孙弘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朝廷上下怀疑他是一个虚伪的人，信任危机出现后，公孙弘不由得感叹：“宁逢恶宾，不逢故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真切感受到当时的人情世故。
与司马迁有关的记载有两条：第97条司马良史，第130条书太史公事。其中第97条中是研究司马迁、《史记》的一条重要材料，其中明确指出司马迁写作《史记》是“发愤之作”、高度评价司马迁为“良史”，还对《史记》中的重要作品《伯夷列传》、《项羽本纪》、《屈原贾生列传》有所评论，可见在《西京杂记》成书前，人们对《史记》中的重要作品已经有了深入地研究。第130条书太史公事，也是一条倍受文学史研究者关注的资料。由于《汉书·司马迁传》中没有记载司马迁卒年，更没有交代司马迁是如何死的，其他史料中也都没有记载，致使“史圣”司马迁卒年、死因成为一个当前还未解决的学术问题困扰着人们。《西京杂记》此条记载了：“（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
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这条材料说明了五点：
1、司马迁写《景帝本纪》直接批评了景帝和武帝的过失与错误，武帝盛怒之下删除了《史记》中的相关记录；
2、因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被下狱；
3、司马迁死于第二次投放狱中；
4、宣帝在位时改太史公这一官职为太史令，其职能不变；
5、司马迁的子孙再没有到朝廷中任职。郭沫若认为《报任安书》是充满了“ 怨言”的，又辨析了桓宽《盐铁论·周秦》中“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之“就刀锯”，说是指在“既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9]聂石樵也持此说。总之，关于太史公的死，《西京杂记》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值得关注。
《西京杂记》中有关创作理论的有扬雄所谈的“读千赋乃能作赋”，体现了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原理的把握认识情况。书中有多条内容谈到“赋”,最为文学史家、文论家关注的是第44条中记录的：
其友人盛览,字长通,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3(P93-95)
这就是司马相如的“赋心”、“赋迹”说。所谓“赋迹”,就是指“赋心”表现于外的形式、技巧。“赋心”强调艺术想象的运用,使赋体文学在创作论意义上突破了以往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的简单的描写现实的手法,大量地运用浪漫夸张的艺术想象,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有直接的表现。刘勰对此进行过准确的概括:“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文心雕龙·夸饰》),之所以会有如此大胆的夸张性的描写，显然是自觉地运用艺术想象而呈现出的直接结果。简言之,所谓的“赋心”“赋迹”,就是要求讲究铺写的条理(“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与张扬(“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统一。条理与张扬看似矛盾,实则在赋中实现了和谐的统一。“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赋迹”，要求的是辞赋篇章辞采的华美与声韵的变换有序,“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心”,要求的是内容的包罗万象与超越时空,而这二者的统一,形成了赋体文学以极条理化的其南、其北、其东、其西的模式,并在这一无限延展的空间意识中容纳宏阔博大而又想落天外的时空世界的这一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使赋区别于其他 的任何文学样式,在创作实践上打破了“诗言志”(《尚书·尧典》)的传统，由此完成了由抒情向描写的转变。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由“言志”转向“体物”,由主观抒情转向客观描写,标志这一转换开端的便是蔚然兴起的大赋,而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从创作理论上,为后世奠定这一范式的正是司马相如。
有关作家比较的研究在《西京杂记》中也有记载，见第88条文章迟速。
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3(P160-161)
这条资料不仅比较了枚皋、司马相如写作一快一慢，而且指出相如文章特点“首尾温丽”、枚皋文章存在的问题“时有累句”，另外还借扬子云的话指出两人的文章写作可有不同的用处：枚皋行文适于军旅戎马，相如行文适于廊庙朝廷。
书中第72条,提出了对周公作《尔雅》这一说法的怀疑,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尔雅》的重视与研究程度。第47条匡衡说《诗》,人皆解颐，不仅体现了匡衡精通《诗经》，也反映了汉代普遍重视学习《诗经》情况。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奔放的时代。鲁迅先生说“唯汉代艺术，博大沉雄”。《西京杂记》中不仅保留了汉代珍贵的文学作品、文人活动、文学评论等史料，同时其他章节中描写了汉长安城内宫殿雄伟，如未央宫、昭阳殿等庞大工程；园林之丽、如上林苑、梁园的奇树异果；用品先进，如“七轮扇”、“常满灯”、“被中香炉”，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情境解读汉代文本。总之，《西京杂记》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有助于我们研究汉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2] [唐]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 [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4] 纪昀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
[5] 章沧授《论汉代咏物赋》，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陈春保《汉代咏物赋的模式及其变迁》，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等。
[6] [晋]干宝，曹光甫校点《搜神记》，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92页。
[7]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8] 萧统《文选》，李善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9] 郭沫若 《关于司马迁之死》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另外，《旧唐书·经籍志》在史部故事地理类中收录《西京杂记》一卷，署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在史部故事类地理类收录葛洪《西京杂记》二卷；《史通·杂述篇》曰：“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石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土，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之谓逸事者也。” [2](P679)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将《西京杂记》与《汲冢纪年》等量齐观；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将《西京杂记》收录于史部杂文类；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卷七传记类提及《西京杂记》。
明代孔天胤《刻西京杂记序》中全面总结了《西京杂记》的内容、充分肯定了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料价值：
《西京杂记》以记汉故事名。本叙谓是刘歆所编录。歆多闻博综，放所述经奇。今关中固汉西京也，鸿人达士，慕汉之盛，吊古登高，往往叹陵谷之变迁，伤文献之阳绝，或得断碑残础，片简只字，云是汉考，即欣睹健羡，如获珙璧，方且亟为表识，恐复涅灭，好古之信也。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园，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矣。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记，详于郡文，卿、云辞赋之心，闳于本传；《文木》等八赋，雅而独陈；《雨雹对》—篇，天人茂著。余如此类，通难悉数，然以之考古，岂不炯览巨丽哉？缘其书罕敷传，故关中称多古图籍，亦独阙之。余携有旧本在巾笥中，会左史百川张公下车宜条，敦修古艺究之事，余因出其书商之，进命工侵锌，置省阁中，以存旧而广传，不知好古者视之果如何也?嘉靖壬子夏四月上日河汾孔天胤。(《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孔天胤《刻西京杂记序》本卷首)[3](P276-277)
孔天胤概括了影印本《西京杂记》所记内容：宫室苑园、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尤其肯定了其中收录的八篇辞赋作品是“雅而独陈”、《雨雹对》—篇是“天人茂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尽管将《西京杂记》归入子部小说类，但还是充分肯定了其文学史料价值：
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4]
可以看出，清代学者注意到了《西京杂记》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而且注意到了其所记内容在千余年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后代注释、著作、诗词创作中被大量引用，成为人们深信的史实，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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