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读书笔记(优秀)_优秀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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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国治民之典与中国文化》之笔记
初读这本书时,是被它的引子部分吸引的。引子如是说:历史曾是那样的慷慨,它曾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个地区,培育了21个世界奇葩(汤因比《历史研究》);但历史又是那样的无情,那些林林总总文明硕果到了今天,有的消亡了,只留下几处废墟供人凭吊(如巴比伦文明);有的成为人们考古、发掘的对象(如玛雅文明);有的则突然中断,默默无言的沉睡了数个世纪(如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惟有中国的文明薪火不断、绵延不绝,成为古代文明硕果中惟一的剩存、健在者。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是世界发展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西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达到了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化、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为“文化元典”。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儒家经典《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墨家圭臬《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皆为元典之尊。军事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亦入元典之列。
数千年来,中国思想家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对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作了大量详细的论述,也因此几千年来不断巩固着政治权利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而在古代政治思想家们设计出来种种政治方案中,《周礼》是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范本。
《周礼》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典章制度领域。与《论语》、《孟子》相比,《周礼》非常注重把道德伦理落实到操作层面,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唤起内心觉悟的道德说教层面上。《周礼》之所以具有重视重视制度建设和操作实施的特点,是因为它汲取了法家“课群臣之能”、“偱名而责实”的治官之术,从而比《论语》、《孟子》等更具可行性。《周礼》以儒学为本,兼取法、阴阳五行思想。
《周礼》所言设官采用天、地、春、夏、秋、冬分配六个部门的政务,天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地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春官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律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呈现出的是井然有序的政治蓝图。于今而言,有可取之处非形式,实质焉,各官各司其职,所司之职平而均,互不制约,天平正而不倾,当今体制实课采纳此思想。所谓先民智慧,皆具有普遍性,提供的是无限的精神空间,而非面积固定的死框架,“《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所言极是。徒有形式的形同虚设终究非长远之见。
《周礼》试图建立的是“君主民本”的政治结构,君主专制是核心、灵魂,而“民本”是基础、前提,看似矛盾,却也反映了一种现象,此所谓君主专制,实非法家所言赤裸裸的专任暴力,《周礼·太宰》中反复强调“以地得民”、“以贵得民”、“以贤得民”、“以道得民”、“以族得民”、“以利得民”、“以治得民”、“以任得民”、“以富得民”。而法家采取的是愚民、弱民政策,《商君书》中详言弱民之术主要是严刑苛罚和奖励告奸,“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永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只知宗族利益,不知君主利益)”“治国之举,贵令贫
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相比而言,《周礼》民本思想恰恰体现的是当今世界主流思想。《周礼》中通过内朝、外朝;君主集权、大臣分权;中央大一统、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弹劾、谏议;“六官”、六部;基层组织、保甲制度;“以族得民”、政权族权统一,来具体体现政治结构,完善程度令人惊讶。历史辩证法揭示:发展不是简简单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
《周礼》中的法网是由情、礼、法共同编织的。法本身来自于天理或天道,天为阳,地为阴,阳支配阴,所以天官居首,地官居其次,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因此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这样,法要服从天理是显而易见了。除此之外,发还要顺乎人情,其主张以教立国,德主刑辅,明德慎罚,明刑弼教。
富民教民和刑罚相结合,这是大司徒的职责:(对其中几点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粗俗看法,有不对之处请老师指正)
给每家每户分配土地和救济灾民。
用道德礼仪生产技术教育民众。
官制法与行政法
“八议”和特权法
直觉体验和坐堂问案
“三策”与会审制度
“三宥”与慎刑
“三赦”与矜老恤幼
正当防卫
直诉制度
血亲复仇
人员编制的法制化
“刑三典”与刑法的“世轻世重”
以刑罚辅助道德教化的推行。道德刑罚化,刑罚道德化,对于中国,如今人们没有了一种潜在道德的约束,可以说,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以为所欲为,然而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其实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流着传统血液的,就刑法针对对象而言,不管什么朝代,坏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可与言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与之言,失言,知人不失人亦不失言”对于所教无类的孔子,都不见得会对牛弹琴,世间终是有不可教化之人。因此我觉得大可不必为了避免反面的出现而重刑次德,相反,我们应该做的是重德重理念重一种普遍的规范,中国讲求一个“和”字,讲求过犹不及,这些的前提不就是有一个人们普遍的规范存在吗,法律到底还是应该针对少数人存在的,对于民众,道德二字分量很重。
泛道德主义与泛刑法主义相结合。泛道德主义就是说将道德意识约为扩张,侵犯到其它文化领域;泛刑法主义是说在道德规范调整失效后,便用刑法来规范排挤了民事和行政法律规范的作用。这种结合的后果就是重刑轻民,夹杂在刑法中的民事法律规范重点保护的也不是权利,而是要求尽义务。这种思维惯性一直存在到当今,现在大多数人头脑中依然认为法律就是刑法,以一生没打过官司为荣,认为法律针对的是坏人。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是强调法制宣传可以预防犯罪,法律一制定出来,立即公布于众,以扩大影响,张贴告示、讲读律文、印册发行。如此宣传法制正应证了汉宣帝所说“霸王道杂之”,道德和法律从来都是统治者两手抓的武器,法律披上了道德的外衣,显得理所当然仁慈友爱,骨子里却是虎狼之心,也就是历代王朝重视法制宣传的缘由。中国现在不同于君主专制时代,法治的宣传还是很重要的,权利与义务对等,民民众有必要了解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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