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与缩小收入差距_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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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倍增与缩小收入差距
要深入宣传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加强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扩大内需等重大举措，深入解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社会热点问题，形成改善民生的合理预期。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收入倍增与缩小收入差距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张茉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 马小丽
“幸福不幸福，关键看钱袋子鼓不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之相比,居民收入增长却并不突出。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央确定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让人们深受鼓舞，其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
一、收入倍增怎么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勾画2020年国家经济发展蓝图时，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GDP总值翻番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放在一起来讲，这充分展示了中央改善和提高百姓生活的决心和信心，也表明居民收入翻番要以做大做好“蛋糕”为前提和基础。“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是从宏观层面做出的安排，这意味着GDP总量翻番后，国家将拿出更多份额用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这预示着居民收入比重将因此得到提高。当然，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并不等于到那时每个人的收入都翻一倍，而是让低收入者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而高收入者则增长得慢一些。这样，才能在整体倍增的同时，又能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对于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必要的路径安排。按照“两个同步”来测算，今后几年我国GDP增速只要达到7%,就能保证居民收入翻番。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仍处于上升通道，今后几年保持7%增速完全可能，因此，在继续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实现收入翻番是有保证的。当然，居民收入翻番的实现，需要全方位推进和多方面配合。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创新驱动，为做大做好“蛋糕”打好基础。其次，在社会建设方面，要逐步实现国民高质量的就业，让老百姓实现收入翻番有所依托。同时要大力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实现收入翻番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更顺利地转变为市民，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第三，必须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通过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收入翻番提供制度保障。在一次分配领域，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保护低收入者权益；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保证劳动者工资足额按时发放；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职工和企业实现利益共享，等等。在二次分配领域，要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社保水平，完善政策体系并抓好落实。
二、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通过前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是有保证的，而真正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012年，央视对104个城市300个县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人们对“收入改善”和“缩小收入差距”最为关注。新华网在全国“两会”期间对400多万网友进行的调查显示，“缩小收入差距”是网友最关注的问题。可见，无论网上网下，“收入差距”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把经济“蛋糕”做成了世界第二，GDP总量和政府控制的财力都增长了100多倍，但在分“蛋糕”方面，一直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这一分配的基础格局中，政府所占比例较大。目前三者之比是33∶30∶37，也就是说，在国民收入的100元钱中，国家通过税收拿走33元，企业分得30元，居民得到37元，只占37%的比重。相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比重大约是50%—60%。在收入增速上，2000—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3%。另外，近1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持续高增长,但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却呈下降趋势。以2007年为例，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39.74%，而美国占比为55.81%，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我国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同处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二是城乡、地区、行业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较大。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对外公布了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数，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越趋向不平等）。数据显示，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表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城乡之比为3.1∶1。如果把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划分为五等份，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5元，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456元，差距近5倍；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为2316元，高收入组为19009元，差距近8倍。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不仅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内外发展的实践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挫伤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认同感，既不利于经济健康运行，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三、收入差距的根源在哪儿
近年来，党和政府为缩小收入差距作出了巨大努力。如取消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将个税起征点提到3500元，明显减轻工薪阶层税负；连续9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大幅提高国家扶贫标准和城乡低保补助水平„„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并未根本扭转。调节力度在不断加大，收入差距却依旧不减。那么，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首先，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中国自古是农业国家，城乡之间界线分明，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工业产品统一定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等政策，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城乡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别，促成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差异。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人群中，有大约2亿多农民工。他们没有城市户籍，大多从事的是没有太多技术要求，但却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既享受不到高工资待遇，也不能和城里人同工同酬。据调查，2011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49元，仅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0%。此外，他们也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这无疑加剧了贫富差距。
其次，区域环境差异以及改革发展不均衡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极大。历史上，我国东部地区就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这得益于东部较为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相比之下，中西部就显得“先天不足”，特别是我国的大西北，那里自然环境恶劣，又多属农牧地带，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是“靠天吃饭”。这些自然、历史条件直接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和较低的收入水平。
而区域发展不均衡进一步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确立了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大发展，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收入差距拉大可谓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坚持“先富带动后富”，东部帮助中西部加快发展，才能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之后，我国先后又实施了西部大开发（2000年，2004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03年）、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并提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生态保护任务较重地区的扶持。不过，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自然禀赋、思想观念、资本运作能力和劳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目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下去，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再次，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不合理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的不合理收入差距，一直是我国分配领域的棘手问题。当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再加上政府出于确保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对一些资源性行业的行业准入、经营许可、资源占用以及定价权和销售权进行严格控制，而其他市场主体则无法获得政府同等的扶持。正是凭借对市场准入的行政限制、特许经营等优势，这些资源性行业获取了高额利润，在现有分配制度下，对这些利润的分配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导致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收入畸高。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行业之间收入有差距是正常的，但差距应当来自产业结构、发展阶段、技术投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果差距来自垄断就非常不合理。
第四，制度设计缺陷和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虽然有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问题和宏观调控不力造成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形成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从最先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发展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原则。但在实践中，尚未探索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及使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要素共同参与收益分配的可行途径。
从社会群体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看，一是收益分配制度不健全，各要素究竟
该在价值和财富创造中分得多少份额，还未能准确合理地计算出来。二是我国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平等。比如，企业的收入分配向权力阶层倾斜，权力阶层凭借权力地位，尽可能保全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这就必然会损害职工的利益。三是分配机制不健全也造成社会群体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例如，我国目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发挥其通过平等协商实现互利共赢的作用，也就无法构筑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和途径。
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不力主要体现为对违法收入、灰色收入的监管缺乏有力举措。一是政府对灰色收入缺乏权威统计（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二是政府尚未建立对灰色收入进行强有力调控的系统。这些因素导致灰色收入大量存在。灰色收入与违法收入不同，违法收入、腐败收入等都属于“黑色收入”，黑色收入是法制不严滋生的；灰色收入则是管控不严滋生的。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但目前群众对违法收入与灰色收入的“两不严”很不满。百姓“仇富”不是“仇”正当的富，而是“仇”不正当的富。
四、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在哪儿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顶层设计，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坚持“提低、扩中、控高”，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工资收入水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成千上万个城镇的兴起和数以亿计农民转为城市人口的巨变，不仅会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壁垒，还将带来大规模的城镇投资，带动城镇消费快速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工农业产品升级换代。所以，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顺利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切实落实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脱贫致富。一是要实施“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因地制宜、自主发展”的方针，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二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环境。三是应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比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和卫生事业投入，积极实施扶贫帮困工程，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四是中西部地区也要积极走出去，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全面提高中西部地区经营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以适应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要求。
再次，坚决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产业和行业新秩序。解决行业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垄断，对此，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举措。一是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垄断行业的投资经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公平竞争。二是将垄断行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全部收归全民共同所有，用于全民的基本保障或福利待遇。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检查，防止其将垄断收益转化为员工个人收入。四是尽快出台特殊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合理调节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五是适时制定和出台我国的《反垄断法》，以立法手段逐步打破垄断，促进合理适度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广大劳动者稳步提高工资收入。要持之以恒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二是发挥劳动力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探索建立地区、行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途径，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收益。三是严厉打击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四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欠薪追缴制度。充分发挥法定最低工资对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各地区要建立经常性的欠薪检查制度，对拖欠员工工资的事件要加大惩处力度，依法追究恶意欠薪行为。五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要坚持“提低、扩中、控高”。“提低”就是要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中”就是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橄榄型”社会；“控高”就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加快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高收入阶层的不合理收入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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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倍增 共享幸福》，孙秀艳、曲哲涵、张志峰等，《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1日。
《究竟怎样才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周天勇、周子勋，《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4月26日。
《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任理轩，《人民日报》2011年7月22日。思考题：
1.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历史及现实根源在哪里？
2.你对“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都有哪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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