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命权与安乐死（整理）_由生命权看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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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命权与安乐死
摘要：众所周知，生命权乃基本之人权。但对于生命权之理解大都从“生”的权利来认识，而忽视了“死”的权利，即求死权。安乐死就是求生权之行使方式之一。本文首先对安乐死的概念、分类和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述。然后就生命权与求生权进行了分析，接着对安乐死在外国法中立法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就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和司法实践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刑法修改、安乐死立法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对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有所启示。
关键词：生命权；求死权；安乐死；合法化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right to lif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Bu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to life is from the “birth” of the right to know, while ignoring the “dead” rights, namely the right to die.Euthanasia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life.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cla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uthanasia.Then it analyzes the right to life and survival right, then in the foreign law on euthanasia legislation were discued, then the statu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euthanasia in the plight of our country are analyzed.Finally,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the neceity of euthanasia legi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Key words：right of life;right to die;euthanasia；legalization
一、安乐死概说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有“好的死亡”“无痛苦的死亡”之意，是一种给予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无痛楚、或更严谨而言“尽其量减小痛楚地”致死的行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个别患者出现了无法医治的长期显性病症，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症，对病人造成极大的负担，不愿再受病痛折磨而采取的了结生命的措施，经过医生和病人双方同意后进行，为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提前死亡。安乐死问题，一方面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科技水平紧密关联，另一方面与自然死亡、自杀、谋杀等概念互相缠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且对于每种类型，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
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学术界争议颇多，典型观点有如下几种：
1、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为。
2、对于身患绝症且无法治愈的病人，处于帮助病人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目的，实施者在病人授予委托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终结病人的生命。
3、出于同情以比较迅速的并且轻松的方式造成不治之症的病痛患者提前死亡的行为。
4、当病人身患绝症或严重伤残者处于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身体上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在本人或其亲友的授权和请求下，他人出于怜悯和帮助其免受疼痛折磨的目的，采取人道的方式和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一种行为。
5、安乐死在临终病人的明确的请求下，出于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的目的，医生实施的对绝症患者的死亡过程和死亡时间进行主动的医疗干预行为。
由此可见，安乐死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能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怜悯的目的，即帮助绝症病人从无法承受的病痛折磨中解脱出来。第二，患者本人所表示的死亡意思和请求必须是真挚而且表达他真实的意愿。第三，病人所患的疾病在医学领域是没有希望被治愈的，并且这种疾病会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正常人能忍受的程度。第四，医生实施安乐死行为所选择的手段必须是人道和符合道德准则的。
（二）安乐死的分类
只有把每一种类型都能加以辨别，才能真正了解关于安乐死合法化争论的缘由。安乐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积极安乐死、消极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以及间接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以直接夺取病人的生命为目的；消极安乐死是指死亡的结果与外界因素无关，主要是由于行为人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引起的，例如不对濒临死亡的病人进行任何治疗或中断其治疗。真正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病人给予精神抚慰，或医生处于减缓其病痛的折磨而提供的安慰和医疗照顾。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并不直接采取措施致使病人死亡，而是出于帮助病人解脱的目的而对其采取措施造成病人死亡过程的提前到来。
（三）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发展历史，目前并无太多研究。在实践中，某些在当时被称为安乐死的习俗是被允许的，比如，那时候无论中西方在古代社会都存在着一种遗弃或者抛弃老人、病重者或患病婴儿任其死亡的习俗和实践。由于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统治下，基督教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基于人对上帝的依赖关系，如果你杀死不正常的病患者或遗弃他任其死亡，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近代欧洲社会爆发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安乐死话题开始进入人们的事业并被当做一个专门独立的问题来看待。然而这主要还是局限于某一个别思想家的专著之中，安乐死问题仍然停留在观念范畴之内。现代社会是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最为集中和全面的时期，特别是对安乐死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争论，大大地促进了安乐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尤其是把安乐死概念和故意谋杀概念加以区分和辨别，甚至有些国家有些地区认为安乐死的道德价值有其积极和值得肯定的一面。随着二战时期法西斯主义假借安乐死的名义进行种族清洗，安乐死一度被全世界所否认，直至冷战开始才被重新提起。安乐死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一种体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体现了生命是有价值和尊严的；而且安乐死能够减轻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负担。因此，从安乐死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还是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在不违法的同时还对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所以安乐死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认可，实行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
二、生命权与求死权
(一)生命权的含义
关于生命权的定义，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1、生命权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
2、生命权是指公民在社会上生存的权利。
3、生命权是指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
4、生命权是指保障人之生物性，物理性存在不受侵害的权利。
5、生命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被任意剥夺的权利。由此可见，生命权是以生命存在利益为内容的权利，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不被任意剥夺是侧重于生命权的消极保护，这是对生命权的积极保护和救济。
我国宪法要对公民进行全面的保护，不仅保护公民的生物属性方面的权利，也要保护公民社会属性方面的权利。对于公民社会属性方面的权利，宪法通过公民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平等权、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对于公民生物属性方面的保护，通过生命权，健康权等规定进行保护。因此，宪法中生命权所指的生命仅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不应该包括社会属性方面的内容。部分学者认为，个人生命权因疾病或其他事故，导致人格之丧失(譬如植物人之情形)，该个体之生命权实已遭受侵害，单纯躯体之保存并无意义。所以安乐死之行使，乃在于求人格与躯体的完整性。换言之，求死权所维护者，乃系一完整之生命权。那么问题就是，公民是否可以因为人格尊严的丧失为理由主张放弃生命权。也就是，公民是否可以结束自身的生物性存在状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命权是指公民维持自身生物性存在，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二）生命权的客体 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生命是指生物体所有的，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殖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能够适应环境的活动能力。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有人、动物和植物。法律上所研究的生命仅指人的生命，也就是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人的生物性存在是一切精神性存在与其它一切行为的前提。对生命的判断只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而不能加入任何人为的判断。如果加入人为的判断标准，就会产生所谓“没有价值”或价值低”的生命，这些生命就会以各种理由被剥夺。既使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生命”是否存在也是难以判断的。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何时开始、何时终结，没有统一的标准。关于生命的开始，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呼吸独立说”等不同的标准。我国采取“独立呼吸说”的出生标准。生命活动开始于受孕，但胚胎、胎儿还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虽然我国宪法并未将胎儿看作是自然人，胎儿的生物性存在不是我国生命权的客体。但是，我国民法中又为胎儿保留了继承权，也就是承认胎儿成为生命权主体的潜在可能。生命终结的判断标准，经过“脉搏停止说”、“心脏停止说”、“呼吸停止说”发展到现在的“脑死亡说”。由此可见，面对安乐死相关问题时，要首先确立一个前提：在宪政国家下，没有所谓的减损了价值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命，或者是没有价值的生命、空洞的生命等概念存在的可能。不管国家对公民出生与死亡是如何规定的，所有人的存在，只要是依照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出生与死亡标准所界定出来的生命，都是宪法意义下的生命，既使该人已经失去了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如植物人。
（三）生命权的主体
西方原始的法律制度中。人的生命权就得到了保护。原因是因为：如果可以随意
谋杀别人而不必受到惩罚，社会必将四分五裂。古希腊斯巴达的法律要求遗弃弱的、畸 形的婴儿。是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而剥夺人的生命。在这两种情况下，对生命权的保护 和放弃都是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人的生命是服从于社会统一需要的，人的生命是 属于社会的。
到了欧洲中世纪，受到基督教神学关于。生命至上。思想的影响，生命权受绝对的保护。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是神保留了主宰生命的神圣权力，人没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利，如果人处置生命，实质上就等于人要扮演神的角色，是人对神的逾越。在这一时期，在 西方的许多国家，生命权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神的，因此自杀都是应当受到惩罚 的，更没有安乐死存在的余地。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特权和神权，提出了人权的口号和思想，其中就包括生命权的内容。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附属于国家与社会的人。生命权应该属于个人，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家和社会并不具有决定个人生死的权利，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以依据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权。我国对生命权的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衄折的过程。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生命权的只是少数统治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没有生命权。新中国建立后，公民才有了生命权。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和生命权重新受到重视。因此，生命权的权利主体是以生物性存在的公民个人。生命权是人权的一种，享有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年龄等。然而“人”的概念是始自出生，终于死亡。根据我国对出生与死亡的标准，我国当前享有生命权的主体是一切脱离母体自由呼吸至心肺停止运动的公民。
(四)求死权
正如上文所述，生命权是属于有生命的个人的，那么个人当然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包括放弃生命，即享有求死权。那么，求死权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呢?对于有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来说，这种放弃生命权的权利没有必要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虽然其行为的价值取向的选择受到质疑，但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放弃生命权。这就是说，对于能够自杀和献身的人来说，他们放弃生命权的权利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即可自由行使。但是，对于符合安乐死条件或者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来说，他们放弃生命权的权利并不能自己独立行使，而是需要医生的参与。一般来说，绝症病人如果自己采取措施自杀，与其他人的自杀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病人的病情进行到了不依赖别人的行为就无法死亡的地步。病人就不能自己行使放弃生命权的权利了。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条件下病人放弃生命权的可能方式，而其他人如果帮助病人实施放弃生命权的行为又可能受到法律的责难，则这些病人放弃生命权的权利就无法实施。而且，这些病人放弃生命权的行为并不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侵害。因此，即使仅仅从权利行使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明确规定这些病人的放弃生命权的权利。
到生命权对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求死权”应该有严格的条件，不能滥用。“求死权”有以下几个特征，即：自愿性、自身性、各案性、暂时性。所谓自愿性，即个人放弃生命权的决定是在自由意志下做出的，不是在他人的强制或胁迫下作出的。所谓自身性，是指所放弃的生命权只能是生命权的所有人放弃自身的生命，任何人不能自己决定放弃他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所处置的权利只能是自身的权利。所谓个案性，是指生命权的放弃应该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放弃，而不是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都放弃。所谓暂时性，指生命权的放弃不是永久的。生命在个案上尚未丧失时，生命权人可以随时撤回放弃的决定。对于安乐死来说，也要符合这几个要素。在安乐死的具体实施中，国家公权力在考察安乐死申请是否符合规定时，也要从这几方面进行考察。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外法比较
目前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只有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完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实行和承认的是积极安乐死行为，而间接或消极的安乐死在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得到承认和允许。日本、法国等国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呈开放态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现在尚未取得显著的进展。
1、荷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对安乐死的立法研究和案例分析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1993年2月9日，荷兰的参议院以默认的方式通过了承认安乐死法案，默认身患绝症的病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2000年11月28日，荷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安乐死的法案，有关安乐死法案的司程序已经基本上得到承认和确定；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以46票对28票还有1票弃权的胜利结果通过安乐死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在2001年荷兰通过对安乐死的法律规定中，安乐死的合法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法律只保护符合规定条件的安乐死。该法律规定，医生有权利实施安乐死的适用条件是：医生要十分确定病人做出同意实施安乐死行为是出自于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医生要确认病人的病情是否真的无药可治而且病痛超过了正常人在生理上可以忍受的程度；病人在没有丧失基本行为意识前提下对自己的病情有正确的意识和预测；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必须是病人单独做出，任何人包括医生不能给病人明示或者暗示使其做出安乐死决定；必须经过第二个医疗小组的确认；必须以在医学领域适宜而且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方式实施安乐死行为。
2、比利时。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以绝对优势86比51票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法案中规定，成年病人身患绝症且在确认治愈基本无希望的提前下，如果确实病情给他带来了生理上的巨大痛苦超过了他能忍受的正常范围，在病人反复和主动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下，医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行为法案同时规定，病人可以选择止痛药物进行治疗，即使这种止痛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生理上的疼痛而对病情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也应该被允许，因为这样可以让病人在有限的最后的生命时光中尽量能活得轻松安详，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3、瑞士。在瑞士，开始时由医生直接实施的积极安乐死是不允许的。但是，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自行选择以“安乐死”方式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如果病人自愿主动想终结自己的生命，医生可以开出致命的药物给病人，但是要病人自己服用造成死亡的结果，这其实就是本质上的“协助自杀”，但这种方式在特殊的时候是被允许的。
4、美国。美国的联邦法律不承认安乐死合法，而且法律严厉处罚使用麻醉药物等帮助病人死亡的医生，而1994年美国的俄勒冈州通过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承认实施安乐死行为在某种条件下是合法的。但对实施安乐死的适用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就是医生只能为那些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病人提供他们要求的致命药物来终结他们的生命。自这项法令生效以来，已有200名绝症病人在该州实行了安乐死。但法律严格禁止病人在亲人或者朋友的帮助下自杀，并且禁止医生使用针剂或者一氧化碳的方式实施安乐死，那么就是说积极的安乐死会仍然被看作故意杀人犯罪。
（二）启示与借鉴
安乐死在得到有限度的承认。例如日本的最高院在1995年认可了有条件的安乐死；美国的俄勒冈州虽然承认安乐死是合法行为，但是积极的安乐死仍然被视为故意杀人罪；而荷兰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病人意识清楚单独自愿提出请求且病情无药可治时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一些国家采取了先试点后立法的做法。从立法难度和技术上讲，这种“试点”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小的风险性，有助于引导和完善安乐死立法。例如美国和瑞士只在个别地方和州承认有条件的安乐死合法化。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安乐死立法除了在医学方面具有共同特点以外，某些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立法技术、执法程序也各有特色。很多国家限制了申请人的法定年龄，例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安乐死法案明确规定：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比利时安乐死法规定：安乐死申请的病人必须是法定的成年人，其在申请时必须具有能正确辨别其行为和意愿的意识能力。韩国规定：对智障病人以及其他无能力表达意愿的病人严禁实施安乐死。而这些规定的意义不仅强调了申请人行为能力和意识能力的法定性，而且在法律上排除了无意识能力和限制意识能力人的申请，更为重要的是排除了申请人受他人唆使、恐吓或某一利益交换等外界因素影响的可能，从而便能有效防止医务人员或者申请人亲属一方“他杀”的发生。而有些国家规定申请必须经过医学鉴定。规定鉴定的唯一主体必须是具有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而并非是某一医生、患者本人或其他人。例如荷兰、比利时、瑞士、法国、丹麦、新西兰等国的安乐死法案均从医学上特别解释和规定了“不治之症”之详细内容，并对医疗机构判定安乐死的资格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因此，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可以给我国在安乐死合法化进程中提供参考，我国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一是指导思想上的谨慎性。即要结合国情、民情和现代医学等客观条件来综合论证立法的利弊。二是立法技术上的综合性。安乐死立法不仅要具有法律的专门性，而且会涉及医学、社会、伦理、道德等领域。所以在立法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三是实施程序上的周密性。即在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必须严格按照每一个法律规定的程序来。
四、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和司法实践难题
（一）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表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6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院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检察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对医生及病人的儿子提起公诉。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连升终获无罪释放。但他无罪释放的原因并不是安乐死是合法的，而是由于其所开的药物并非患者死亡的主因，没有足够的危害性，因此不构成犯罪。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法律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大讨论。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会有关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提案，这其中就包括有著名的“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以及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他们不仅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四处奔波呼吁，而且他们都表示在必要时也会对自己实施安乐死。而在民间，一些人士也在为安乐死合法化积极奔走，准备在民间成立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的纯民间组织，来呼吁、宣传、监督和实施安乐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死亡的人数近1000万，这其中就有10%的人去世时是伴随着剧痛离世的。而这10%死亡者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曾要求过实施安乐死，但由于于法不合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他们只能“在痛苦中死去”或者偷偷地选择了安乐死。事实上不少医院都在患者的要求下和家属达成默契，悄悄地在暗中实施安乐死。更为普遍的是对无望生还的患者采取消极治疗的方法，停止治疗或少用药，已达到安乐死的目的。这些做法在目前都不能被公开认可。
（二）安乐死在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1、情理和法理的冲突导致判例立场不统一。由于安乐死问题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所以对待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引发了情理和法理的冲突。在法理上，实施安乐死行为确实是剥夺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和故意杀人罪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例如形式上都采取积极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剂，客观结果上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然而在情理上安乐死行为和故意杀人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安乐死行为是在被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实施的，是基于病人的真实愿望，行为人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病人减轻痛苦，主观恶性小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大众也不忍心看着绝症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从情理上大家对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能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正因为情理和法理发生了冲突导致了判例立场的不统一。目前对于我国已经发生的安乐死案件，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是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依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例如大冶程鹏才案件和河南刘河波案件；而第二种则更广为人知，即法律对安乐死投弃权票的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故而不予刑罚处罚，这体现在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蒲连升安乐死故意杀人一案的处理方法中。因为判例立场的不统一，这两种司法态度在实质上都没有明确地表达出对安乐死到底是持否定还是赞成的态度，没有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统一的标准。当然，其根源在于安乐死立法的不完善。
2、法律依据不明确容易助长司法惰性。我国刑法的首要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为安乐死问题没有统一的立法，所以审判机关在审理安乐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导致了判决结果的不同意，容易造成同一性质的案件存在不同的审判结果，这样会有显公平，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既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陆续了出现了安乐死的案例，那么就应该把安乐死尽快纳入立法体系中，解决现实需要。由于安乐死问题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司法机关干脆采取一种不告不理的司法态度，这和触犯拘禁罪以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案件相似的司法处理态度容易助长司法惰性，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劝慰，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随着安乐死案例的增多，会逐渐引起各种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论和矛盾，那么这种司法态度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尽快将安乐死立法提上法律议程。
3、有罪判决缺乏公众认同。世界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观念在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及学者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大家对于安乐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民众对于安乐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安乐死这个并不陌生的事物。在“情理”上人们不反对和排斥安乐死行为，因为实施安乐死行为满足了几个条件：其一是帮助被害人自杀的行为是经过了被害人的同意；其二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小，基本上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不忍心看着病人饱受疾病的摧残；其三是社会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已慢慢转为接受，人们对患了绝症的病人给予了莫大的同情，认为让他们轻松地死去不失为一种解脱的好方法。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将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不能达到情理和法理的统一。
五、安乐死合法化与生命权之保障
（一）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在笔者看来，我们就生命权与安乐死进行争论和分析，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合乎伦理和法律之路径，来解决现实中的安乐死困境。安乐死作为求死权行使方法之一，是公民之天然权利。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防止其被滥用。第一，求死权之于公民个人意义非凡。生命权是最基本之人权，为我国各项法律所肯定；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作为生命权的一个方面，求死权日益得到重视。现代医学技术在延长人的生命之同时，也延长了死亡之过程。作为病人，一方面要忍受异常痛苦之病情，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无法自理带来的尊严丧失，还要被无数不奏效的医疗措施当作试验品。到底是做一个整日里痛楚不堪且没有尊严的废人，还是有尊严地死去，这需要法律进行确认。第二，安乐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之常见现象，法律无可回避。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安乐死立法，但是安乐死的需求在日益增加，不对安乐死加以立法指导，亦导致安乐死地下进行、无序进行，会掩盖更多的犯罪，不利于公民生命权的保护。
（二）完善刑法相关规定 安乐死具有广泛的现实需要，安乐死立法迫不及待地需要被提上议程，然而法律具有滞后性，往往跟不上生活向前发展的步伐。目前国内的司法实践中将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纳入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当中，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和情理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严重的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应在故意杀人罪的后面增加一款补充之规定，即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减轻绝症病人痛苦的主观愿望，而且是应病人的请求依照有关程序实施的安乐死行为，不依故意杀人罪处罚。这是因为故意杀人罪和实施安乐死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第一，前者的社会危害性很大，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很小；第二，故意杀人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主观恶性很大，而后者是为了减轻病人的身体痛苦；第三；前者是采取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生命权，而后者是经过了被害人的同意和死亡意愿表示。因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能依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当然，安乐死合法化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现实危险，因为安乐死有可能沦为合法杀人的工具，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法分子利用安乐死来达到其非法目的，使社会安全受到威胁，使人的生命失去保障，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我们可以具体到刑法的方面完善。笔者建议在刑法第23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为人为了减轻绝症病人的痛苦，应病人的请求依照有关程序实施的安乐死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当然刑法的修改必须以安乐死的专门立法为前提，才能明确运用这些准则和程序。最后，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也要严格限制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用法律的程序来规范安乐死，使安乐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才能充分发挥法律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三）制定《安乐死条例》
安乐死立法是国家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我国自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两会期间，都有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交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人大代表提出我国应该按照我国的实际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几时制定出专门和完善的《安乐死条例》，对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和实施程序进行规范，具体设想如下：
1.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为了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安乐死的适用应当具备五个必要条件：（1）病人患有不治之症，这种不治之症，如各种晚期癌症，在目前医学条件之下是无救治的可能；（2）必须濒临死亡者，就这个层面而言，安乐死只是将病人的死亡日期适当提前，其根本的目的是减轻病人的痛苦；（3）病人正在遭受无法摆脱的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且痛苦已达到了本人难以忍受的程度。(4)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本性的条件。在本论文的研究中，也就是本文排除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患者，如对婴儿、早产儿、脑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低下者实行安乐死，他们不能作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同时安乐死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选择死亡的权利和选择理想的死亡状态的权利。因此，所谓“非自愿安乐死”不属于安乐死的范畴。（5）必须是基于病人的死亡意思表示，而且病人能神智清醒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必须有病人真实的委托或同意。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不管是什么理由没有人可以剥夺，除非是当事人自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所以实行安乐死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2.安乐死的实施程序（1）申请程序 患者申请安乐死，必须是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的的病人，并且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没有救助的可能。患者必须自愿，是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愿，这是第一要素。患者必须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刻提出的要求。申请安乐死必须有书面申请，不能书写的人必须录音或者视频，至少有两位以上的公证人员在场。日本法学家大冢仁教授也认为：“安乐死行为，虽然说是为了解救濒临死亡的伤病者的肉体痛苦，虽然说是短时间的，但它毕竟将人的死期提前了，无疑是剥夺了人的部分生命的行为。因此，为了把它看成是合法的，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伤病者自己要求安乐死的真挚意思作为核心要件。”
（2）审查程序安乐死的审查应成立专门的鉴定机构审查安乐死申请，每一个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鉴定。审查应当严谨化，专业化。医学审查，只有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才有资格审查病人的情况是否真正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同时实施医院和法院的双重审查制度，只有真正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患者，才可以经过本人自愿申请，通过审查之后实施执行安乐死。通过审查的必须签署协议。安乐死的协议由两份组成，即一份主协议和一份副协议。主协议由患者签署，副协议由患者的直系亲属签署。公权力的介入是规范安乐死的必要条件，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患者的利益，最大限度保证患者得到表达和实现的真实意愿。必须要强调的是，“病人对安乐死是否执行享有一票否决权，病人反悔的，终止安乐死程序，不得再执行安乐死”。
（3）执行程序
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必须是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执行的医生应该有资质上的严格要求，医生必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让病人安静祥和、有尊严第死去。医生最大力度实行临终关怀，应该作为行医准则。医生至少要求应该拥有中级以上的职称，拥有执业资格证书。实施安乐死，必须至少有另外一名医生以及公证人员和病人的亲属在场。“医生所选择的手段要符合伦理和人道。也就是说，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应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的一般性要求，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必须妥善并且得当。”
（4）监督程序
对实施安乐死的监督，应当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导，采用多种监督方式并存的体制。应该成立官方和民间的监督机构。监督可以分为安乐死整个过程的监督和安乐死完成之后的监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公正，为了安乐死透明、公开，最大限度维护患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1]温静芳：《安乐死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2]上官丕亮：《生命权的宪法保障》，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年。[3]张艳：《安乐死与人的尊严》，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9年。[4]温静芳：《安乐死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5]刘超：《安乐死立法困境及其成因》，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3年。[6]（南非）克里斯坦，巴纳德著，《安乐生安乐死》，陈彪阳京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
[7]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荷兰安乐死已经合法》，载于《当代护士》2002年第6期。[9]梁娟娟：《中荷安乐死问题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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