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就业歧视探析及其法律保障_艾滋病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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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就业歧视探析及其法律保障
摘 要:“国内艾滋歧视第一案”最终以原告败诉的结果而尘埃落定,但是有关艾滋病就业歧视的问题却随着该案件的进展引起了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和各界学者的普遍关注。在我国,艾滋病立法在近几年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相比世界其他艾滋病立法较为发达的国家而言,还显得很不完善,“国内艾滋歧视第一案”的败诉也表明我国该领域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艾滋病 就业歧视 反歧视 法律保障
一、艾滋病歧视案的问题缘起
2010年10月14日,安徽省安庆市一名考生在报考当地教师职位时因艾滋病检测呈阳性而遭到拒录,由于不满这一结果,该考生将当地教育局告上法庭,希望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随后,中国第一例因感染艾滋病毒产生就业歧视诉讼案在安庆市迎江区法院进行审理。11月12日,原告要求被法院驳回。一审败诉后,原告与11月29日提起上诉,二审并未公开宣判,只是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书面审理,最终判决原告败诉。尽管案件已经审理终结,但是,传染病患者就业歧视问题却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社会争议。
该案件是我国内地第一例因艾滋病而产生的就业歧视案件,但是就业歧视问题却是由来已久的。这一问题引起笔者对艾滋病患者歧视及平等就业权的思考,通过对艾滋病患者在就业过程中遭受歧视的现状以及原因的分析,反思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制度,探索我国反歧视立法的应然途径,并提出一些反就业歧视的建议。
二、艾滋病患者就业歧视的现状分析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被称为“世纪杀手”和“超级癌症”,虽然并不是一种传播性很高的疾病,但是因其难以治愈性而使患者遭受种种歧视。在2006年5月和10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就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做了一项调查,通过调查报告我们可以看到,被调查者观念中最严重的就是健康歧视,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最容易受到歧视的群体①。在2009年公布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中,有277名受访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于艾滋病原因被拒绝雇佣或失业,另外约16.7%的感染者被迫改变工作,约3.8%的感染者因艾滋病被拒绝提升②。由于歧视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使得艾滋病歧视已经成为全球遏制艾滋病流行的最大障碍之一③。
通过对近年来社会上所呈现的案例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在就业中曾受到歧视。就业歧视表现形式各异,包括在工资、培训、岗位安排、解雇、劳动条件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
三、艾滋病就业歧视的多重思考
(一)艾滋病就业歧视存在的原因分析
首先,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艾滋病就业歧视的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就业歧视”被制度化的现象明显,很多现行法律法规对艾滋病患者的就业设置较高门槛;此外,我国艾滋病立法起步晚,立法技术较为落后,对相关概念如“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传染病”等没有具体规定,法律适用操作性较差;且目前立法缺乏完善的救济和规制手段来应对就业中出现的健康歧视问题,制造歧视者几乎很少会受到制裁或承担责任。
其次,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知识了解不足,不敢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接触,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普遍存在道德评判。另外,新闻媒体对艾滋病的不当宣传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再次,艾滋病患者群体与同等条件下身体健康的求职者相比竞争力较差,在劳动条件保护、社会保险和福利方面容易给用人单位增添额外负担,用人单位一般都不愿意接受患有艾滋病的求职者。
最后,我国尚未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大多数劳动争议维权案件都是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劳动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解决,手段过于单一,缺乏主动性、灵活性和人性化,并且通过司法手段解决问题救济成本较高,导致受歧视者不易或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二)艾滋病患者就业的立法现状分析
1.国外艾滋病立法综述
国外艾滋病立法除包含对艾滋病的检测防治以外,更是将对艾滋病患者的人权保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反歧视纳入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中,为反歧视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如美国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专门成立了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专门机构--美国公平就业委员会。随后,又相继颁布了《公平就业机会法》、《残障人士法案》等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在美国对年龄、残障、种族等方面的歧视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法国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病人的保护是将他们看作是一个普通的病人并由《法国过错解雇法》来保护的④。《柬埔寨法》规定“如果艾滋病感染者符合适用于普通人的业务标准,严谨对其在寻求信用或贷款服务,如医疗、事故和人寿保险时进行歧视;无论当事人或其家人是确诊的还是被想象、怀疑为艾滋病感染者,任何公共或私营的医疗卫生部门不得拒绝为当事人提供服务或因此要求当事人支付更高的费用”等⑤。
2.我国艾滋病立法的发展和现状分析
中国的艾滋病立法以1987年《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为标志,至今共出台广义艾滋病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100余部⑥。该时期的艾滋病立法以限制、拒绝、和禁止为特点。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艾滋病立法主要处于排斥打击阶段。该阶段相关的法规规章数量明显增多,但对艾滋病患者的人权保障涉及较少。
21世纪以来,我国的艾滋病立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艾滋病立法开始更多的给予艾滋病患者人文关怀,立法理念除预防、监督、控制外,还包括反歧视、关怀、宣传教育和社会救济等。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标志着我国由长期奉行的惩罚型立法模式向保护型立法模式靠近。然而一部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艾滋病的立法模式,该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与现行法律以及实践存在一定的冲突,先进的立法理念由于配套措施的缺失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冲突,使得艾滋病歧视问题在现实中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国内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即为当前我国艾滋病立法缺失的集中呈现。社会各界关于该案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教师招录是否应当适用《公务员体检标准》”、“《公务员体检标准》是否合法”以及“该行为是否违反《就业促进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等方面。这一系列问题均暴漏了我国当前艾滋病立法的缺陷及其对艾滋病患者保护的不力。
首先,在立法理念上,我国艾滋病立法尚处于转型期,尽管该条例借鉴了国际上保护型模式中的一些措施,但仍然遗留了大量的惩罚型立法模式的痕迹,即使是较为先进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实际上也倾向于对艾滋病人的管控,未能给予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适当的定位和应有的保护。
其次,从总体上说,我国的艾滋病立法上政策性文件多于法律法规。《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不可避免的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造成冲突。而且,现行的艾滋病立法技术不完善,在很多领域的空白规定也造成了艾滋病患者权利保障在操作性上的不足,使《艾滋病防治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宣誓口号性的立法。《就业促进法》尽管以一般性表述确定了平等就业权及其救济原则,但是这一原则性的规定距离建立完善的平等就业权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再次,政府、感染者、用人单位以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较为淡漠。如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是可能并未意识到自身对艾滋病感染者权利的侵犯,公众、用人单位等不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及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区别,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收到不公正对待时,不能或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基本人权。
四、解决艾滋病就业歧视的法律保障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艾滋病就业歧视问题的出现更需要法律的支持。法律绝不能因为社会偏见的存在而放弃对他们的保护。只有先把最基本、最“底线”的制度层面上的歧视消除,人们观念才会跟着进步。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反艾滋病等方面的就业歧视的立法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实践却告诉我们这些法律文件远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现实要求。笔者认为,解决艾滋病就业歧视的法律保障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加快立法理念的转型,树立正确的立法价值导向
相对于国外,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理念带有浓重的转型期色彩,保护型立法模式与传统的惩罚型立法模式依然并存于当前立法理念之中,传统的惩罚型立法模式在其他立法中长期存在,对我国社会公众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能轻易改变。“本固则丰茂,内修则外理”,因此,加快相关立法的理念和价值转变,树立正确的保护型立法模式将会是我国艾滋病防治以及防解决艾滋病患者就业歧视的新途径。
(二)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应当完善相关立法。在2004年新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艾滋病患者等作为特殊群体,其基本人权相对正常人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保障的人权范围应当大于一般公民,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宪法中增加对特殊弱势群体的特殊保障,以“根本大法”的尊严维护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而且,关于特殊劳动者群体及其特殊利益的界定,关于特殊保护的措施和限度的确定,都必须直接以法律为依据⑦。另外,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反歧视单行法律,在该法中规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条款,为受歧视者维权提供权威性可行性保障。其次,理顺现行保障就业的相关法律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协调,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进行修订或合宪性审查,消除法律间的矛盾,增强其可操作性。最后,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的程序保障,建立完备的司法救济机制,明确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以经济、行政和法律制裁方式对用人单位的合同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规制,尽量减少用人单位对特殊弱势群体就业的歧视。
(三)建立反就业歧视专门机构,通过专门的争议调查、处理机制、隐私保护机制、劳动保障机制,对劳动者就业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保障。
(四)正确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劳动者、用人单位、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以以人为本和保护艾滋病患者的理念对艾滋病知识和反歧视政策进行宣传,减轻并消除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树立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和生活信心,从而减少恶性艾滋病传播的发生,有效遏制艾滋病的扩散。
(五)“效率经由市场,公平通过政府”,在宏观调控层面,还应该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激励措施扶助法律援助中心的建立,鼓励更多的法律工作者加入公益律师行业。正如哈耶克所言:“激励”和“制裁”对于人们是否能够尽最大努力工作,尽最大注意力去避免错误的意愿非常重要。⑧惩罚可以使人不至于趋利而采取违法行为,但激励却可以使人免于无所作为。
五、结语
我国没有机会经历西方国家那种由公法私法二元结构向公法、私法、社会法三元结构的转换过程,并没有形成西方市民社会平等自由的基础。当今社会是人权社会,在国际法律以及国际人权运动的推动和指引下,我国有关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保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实施中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人权的实现程度有关,反过来,确立社会进步也不应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⑨,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如何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仍值得我们去探讨。在经济转型时期,只有以法律为底线,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弱势群体平等就业权的理念,才能更好的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注释:
①数据资料参考自2007年7月2日新浪国内财经:经济观察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70702/04443742923.shtml
②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2009年
③周平:“艾滋病社会歧视成因分析及消除策略”,健康天地,2010年第四卷,第2期
④蔡高强:《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内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279页
⑤廖晨歌:《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8卷第2期
⑥姜爱林:“从拒绝到关注:18年来的中国艾滋病立法”,法治与社会,2006年2月
⑦王全兴:《劳动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第52页
⑧【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⑨周长征:“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法制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年5月)
作者简介:刘莉(1987-),女,汉族,河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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