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依法治国的困境与求索_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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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在新的历史阶段下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但由于历史传统因素和司法体制出现弊端等阻力的困扰，要进行这场从观念到体制的法治革命仍有一些困难存在。应将现代法治与传统因素结合，改进党的建设，完善立法体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四个方面紧密相连，从而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桥梁，承载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依法治国；司法体制；深化改革；党的建设；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整体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新时期下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但由于历史传统因素和司法体制出现弊端等问题，要进行这场从观念到体制的法治革命仍有一些困难存在，也正是在解决这些困难的同时依法治国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历史传统因素造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困境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然而中国的古文明却没有孕育出现代法治制度，从商代的王权至上思想开始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封建王朝灭亡。统治者将封建专制凌驾于所谓的法律、政治制度之上，法律只不过是人格化的统治工具，由统治者随意运用，从而达到镇压人民延续个人专制的目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也只停留在对技术和器物的引进改革上，虽戊戌变法倡导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法治来挽救中国，终究失败告终。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封建制度试图用西方先进法制代替中国传统封建制，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倒施逆流，军阀混战，国外势力阻挠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现代民主法治发展速度缓慢且烙上深深的封建色彩。传统思想的禁锢，难以根治的旧疾都使法治在与传统历史的碰撞下显得格外沉重。也正是这样的发展状况赋予了中国依法治国更多的本国民族特色。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环节保障，但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亲属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它通过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人际交往来维持整个社会。在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随着一种交往关系网络逐步形成人与人在生活中的关系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①费孝通先生以投石入水形成的水波纹来作比喻，阐释中国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差序格局”。故在此水波中公私界限并不十分明确，整个社会交往过程中大多数有“私”有“人情”，由此及彼，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不一致的，但又并不是直接将“秩序”排除在社会之外，通过礼治和教化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秩序，来稳定管理社会事务。
显然，“礼”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是一种政治方式与原则，更是传统社会中法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法制并不等同于国家颁布的宪法典籍而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对宗族血缘特质的认同，特别是以男系血缘家族为主导的社会秩序，费孝通先生把这种秩序定义为“长老统治”。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城乡逐步建立“差序格局”的内涵也开始延伸和丰富，乡镇企业崛起、农民流动，传统的礼治需向法治过渡转变，大多数人都认为差序格局对现代法治的进程造成了阻碍，虽表面上它与法治存在着竞争关系，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传统的礼构建起社会关系的基础，现代的法在此基础之上以人为本，制定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法律制度。例如在西周时期开始出现而后受儒家思想影响逐步形成的“亲亲相隐”制度；意思是说如果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出现相互控诉，就会破坏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伦理，就会与传统的孝道相悖。君、臣、父、子都要按身份行事，恪守名分，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法治观念的基础。
虽在当下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法治建设存在矛盾点，但情理是法的生命，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以血缘，礼治为特征“差序格局”和以人性孝道为特点的“亲亲相隐”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法治”构建起和谐社会的本质，以人性、情理出发，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公平正义相结合，走出现代法治的困境并向前发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二、司法体制出现的弊端造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困境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他提出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要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②。邓小平同志的观点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开辟了新的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加强自身建设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但在这条结合的路上也充满荆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保证宪治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③不可否认，我国在立法，执法和用法方面存在一些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了立法可以反映真正的时代精神和国家现状，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做到民主、法治和科学，“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发者弱则国弱”④。然而，现阶段我国各地方的立法过程中存在漏洞和偏差，一方面影响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另一方面与国家政策政策相冲突。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用“异地复查”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河北省的“聂树斌案”在重新审查时，最高人民法院将其指令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意味着立法执法过程透明度在逐渐增强。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科学立法，党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需减少法律空白，增强针对性的立法、用法措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如何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如何解决不公正的司法现象如何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权利，都考验着我们党的建设能力，依法治国其实就是深化开放深化发展的过程。但在现阶段法的实施环境并没有得到完善，执法人员没有切实履行自身职责，随意践踏司法体制等问题突出。党的十八大以后一些冤假错案得以重新审查，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到河南的赵作海案等，这些大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冤假错案并非偶然出现，暴露出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司法机构应遵循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充分尊重客观事实，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在具体的法律实施过程中与文化、道德、现实等结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这样将有助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按照法律法规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做到法治建设依靠人民，造福人民。
第三，我国是单一制结构的国家，在权利的制约和监督过程中会出现偏离法治轨道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面临风险和挑战，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如何纯洁党的队伍，如何继续发挥好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如何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都是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应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怎样更好更快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问题。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上到中央下至地方都在不断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腐败是民主法治的死敌，现如今我国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对我们党的依法治国战略有很强的冲击力。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的党中央，从严管党治党，坚持打“苍蝇”也打“老虎”，对腐败持零容忍态度，积极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全面开展。
上世纪末苏东剧变令世界各国哗然，究其原因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苏联解体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苏共僵化了社会主义体制，党内思想混乱，且严重腐败，脱离人民群众，缺乏党内民主和监督。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务必治党从严，治理腐败，只有自上而下严格执法，没有特权“打苍蝇”更“打老虎”，才可以将公平，正义，和谐的理论落到实处，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性，使依法治国不仅仅只停留在表层而是深入社会发展中去，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三、新时期下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矛盾观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对立与统一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两者相互转化从而促进事物向前发展。在现阶段的法治发展过程只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发展中的阻力也可以成为动力，打开法治国家的新局面。当今中国形成了“四个全面”之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立场，又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其中。
其一，在我们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我们要在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⑤。此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设计内容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不难看出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的所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之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调整、城乡区域发展的完善、以及产业升级、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性、生态自然的建设等都需要在改革中进行变化，这一系列的改革过程都需要用法治来作为保障，规范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能够及时巩固改革成果，用法治作为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其二，在国家的深化改革顶层设计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建和生态等方面入手，构建起改革的体系框架。从逻辑意义上讲，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依法治国给予支撑和保障，只有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去规范各项目标落实，只有在落实过程中始终运行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同时不仅对内可以惠及民众，拓宽党的执政空间，提高民族凝聚力，对外可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掌握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在中国倡导下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项目，对内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对外进行经济贸易，文化等交流，带动世界区域化发展。不仅对于本国发展来说充满机遇，也普惠周边国家。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只有依据法律不断深化改革才可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实现本国的发展要求。
其三，无论是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无疑都需要党的正确科学领导，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应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不仅关系到党的自身建设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只有党自身建设可以与时俱进，可以科学民主，可以担负起历史重任才可以推动社会改革最终建成小康社会。依法治国的法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才可以上升成为国家意志最终成为法律，只有确保党是民主的先进的才可以全方位推进依法治国，从而达到两者统一。
综上所述，“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方略是新时期新任务下的国家发展重要布局和方向，只有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四个方面紧密相连，努力提高党的科学水平，以依法治国为重要保障。虽然现阶段法治建设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但正是这些困难进一步完善了党的自身能力建设，提高了国家竞争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完美融合，更好的促进依法治国战略不断推进，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桥梁，承载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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