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_菊与刀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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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①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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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 ①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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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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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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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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