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_我国教育的分析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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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对策分析
李水山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8）
摘要：我国的农民承担着实现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业，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人才强国的精神，从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两大方面，客观分析当前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科学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农民教育；制度性障碍；结构性矛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连续颁发了中央一号文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筑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民教育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素质，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从各级政府、各类院校和科研院所到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都在积极开展对口的农民教育培训，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成效，但是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高标准、高要求看，还有不少差距，尤其在管理体制、教育结构上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障碍、矛盾和困惑，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和逐一解决。
一、我国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过程中没有解决好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一）体制性障碍
主要的体制性障碍在于管理体制的不顺，正如在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兴起的农科教结合中力图解决、但始终没有解决好的管理体制问题，即“大三农”和“小三农”问题。中央政府想在农村各地发展科技教育，即科教兴农，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条块分割和政出多门，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具体说人财物的投入，很难集中运作，分别以专款专用项目的形式，切割到有关部委的司局各处室中的单项具体项目之中，最主要表现在各部委之间难以统筹协调运作、发挥整体效应，农科教结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开启了改革尝试，受到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响应，开展1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最后还是因为人事变更和政府投入体制、机制的原因被搁浅，现在又恢复到以行业部门单位以职能、项目、分散的形式和渠道分别开展，这是改革尝试被体制性障碍阻断的结果。
我国的农民教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后出现的问题，即农业部门组织开展的农民科技培训和教育部门管辖的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以及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民间力量开展的农民教育培训。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体制对专项管理越来越规范、具体，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在农科教三结合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原创经验和做法也逐渐被这种投入体制和障碍所制约，现在再恢复起来就变得很困难。
“大三农”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的统筹协调问题，而“小三农”则是农业部内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组织机构如何统筹协调的问题。比起农科教结合初期，因农业院校都从农业部门脱离，归教育部门管辖，“小三农”问题更扩展而复杂了。在农业部门内部，负责农业科研主要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来运作；农民教育主要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来运作；农业干部培训由农业部干部培训中心来运作；而农业技术推广由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来运作，存在着人财物难以集中统筹投放和使用的问题。比起解决我国“大三农”的体制难题，“小三农”问题则相对容易一些。这次“大部制”改革，为解决上述体制性障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现实可能。如果农民教育的管理体制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各种名目繁多而没有实效的花架子“工程”、“计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注入式”、“下乡式”、“恩赐式”做法还会不断衍生和变异，国家的巨额投入就会被无端流失、浪费和耗尽。
（二）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和形式上，从专业角度上说，这是教育在农业中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农业部门和教育部门坐下来认真分析和研究。首先从教育形式上看有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其次，看教育资源和主体，我国现有50多所农业大学和200多所农业职业学院（学校）和3000多所县级农林广播电视学校，分别开展农民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应该说，农业部门组织的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的农民科技培训，持续高涨和活跃，而教育部门管辖的各级各类农业院校因学校的职能转换，更多的还是偏重于学历教育，农业专业、农村学生、学生毕业后服务农业越来越稀少，这也难怪农业学校，因为学校的职能就是招生与培养，如果农村人才需求减少，没有政府农业部门的积极合作，在没有经费、机构和职能保障的情况下，持续开展农民培训，对学校来说是困难的。再说，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的农民教育也都是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根据社会需求来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展，院校的学历教育支撑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教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我们不得不重视和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因体制性障碍，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相互脱节，这个症状体现在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都不是很清楚，即使清楚也难以在具体工作中遵循这种人才层次的培养需求，高中初等农民教育的分类并分级组织实施也变得困难，农民教育结构也因此难以走向合理。在分别由两个部委管辖的不同部门没有农业部门的积极主动，仅靠学校来自发组织开展也难以成行。
农民教育的形式和布局，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发生着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将受到下列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和影响：（1）由规模型扩展向与农村人才需求相匹配的质量效益型发展；
（2）职业教育高位移是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特征和规律；（3）扎实有效的学历教育和正规教育逐步代替应急、单
一、规模、科普型的农民培训；（4）农民继续教育变得活跃，农民可以从事一段农事后再回到学校接受教育，即继续教育，也有在学历教育阶段通过“三明智”（学习——实践——学习）、“工学结合”等多样化教学方式进行；（5）从农民教育的合理布局来说，每个县（市）有一个职业教育中心或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一个地（市）有一所农业职业院校，每省（区、市）有一、二所农业大学、省级农业职业学院比较合理。
（三）农业院校的合并与更名
20世纪末，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强劲东风”，农业大学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恰好这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也自上而下席卷全国，当时很多人以为发展的大好机遇来了，“大改革促进大发展”即将来临，人们振奋起来了，然而时过境迁，事实还不是如此浪漫和简单。
一般说来，理工农医学院独立发展是1952年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管理经验完成的院系调整产物，拿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显然是偏离的决定，但是也曾有很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参观我国的农业大学后表示感叹和羡慕，说有特色和优势，符合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从30年前的8：2减少到目前的6：4，可以说发生了规模与结构上的很大变化，但是农村人口仍然很多，占大多数是不争是事实。从这一点看，无论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还是规模、效益，农业大学在我国仍然要处在不可取代和至关重要的位置，而不应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
如上所说，西方教育家羡慕和感叹的农业大学这一长项优势，按照西方的以往图纸裁减缝合掉了。浙江、广西、贵州、青海、上海、延边等地的独立建制的农业大学被合并掉了。正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经历长年建设与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长处一样，合并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是，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被割裂了，发生了8∶2的倒挂现象：即农业类专业（非农专业）、农村学生（县城以上城市）、毕业后服务于“三农”（非农业岗位就业）的规模比例从过去的8∶2变为2∶8了，简单追求大学规模效益导致了教育“离农”现象的加剧。
合并后的综合大学的规模效益可能增大了，校园面积得益于农业大学的试验田的面积扩增数倍，投巨资盖起了高楼大厦气势很雄伟，教职员工数也达到几万人，堪称东方或中国的西方某大
学。实际上怎样呢，经过合并后，自然把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重新整合，脱离了农学院，农业大学原有的农学、土化、植保、园艺、畜牧、兽医、农业工程、水利、农经等院系也被分割成若干个学院、中心，教师、学生、研究室、设备、场地、学术活动都萎缩了，任何举措都要看效益、效率这一不可动摇的标准尺码，沾上“农民”和“补贴”的工作难以摆到议事日程。
被人为调整、压缩的农业院校，打不起精神来，有一种被“收编”、“降格”、“边缘化”的感觉，校领导班子中渐渐没有了原农业院校的位置，有些农业院校的院变为系，再变为狭小的学科专业。独立设置的农业类管理干部学院是如此，过去远近有名的农业中等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更是动荡不定，升格为农业职业院校的学校的命运好一些，但被其他实力强的学校合并的农业中等专业和职业学校更是支离破碎。过去在为当地的“三农”服务中发挥巨大作用的366所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只剩下不足200所，农业职业学校基本上被合并或更名，早已失去了踪影。
合并可能让人自豪的是大学的大牌子，招生分数提高了（有的院校提升100分），办学经费和知名度也大为提升，但这是仅有的少数大学。而农业大学想要更名的想法也大都出于此，但这一追求功利的做法，因老一辈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反对大都没有成行。国际接轨和市场效益观指导下的大学合并带来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但是高校为“三农”服务的办学方向、教学内容、培训计划、生源、就业、示范、辐射、带动职能和作用如何呢？原来归属于农业部门时投资建设的研究与培训中心逐渐变为学生宿舍，农业与农民培训无论规模还是计划大为减少，把农民请进来举办“农民科技日”还是走出去为农民咨询服务都成为往日的回忆。农民培训中心，因没有培训经费、没有培训计划、没有培训任务、缩减岗位编制，有的被搁置疏远，农业教育“离农”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教育家办教育”，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理念，既不是权大才办教育，也不是钱多了才办教育。“三农”工作更是我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么“三农”教育也应该是重中之重。然而，借助“教育产业化”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发生的变迁，可惜农业和教育逐渐脱节了，加剧了“离农”现象。农业部门忙于生产与技术，无暇关注和服务于更多的农业教育，教育部门也没有精力关注和管理好农业教育。过去有些领导认为教育是长线工作，忙于生产就难以顾及到，但最近有些领导同志正在关注这一现象，正在认真思考如何矫正和补救。其他行业的教育统一归教育部门无可厚非，正是国际接轨和普世价值观的体现，然而粮食、能源和环境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和将来，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教育如何定位、建设与发展呢？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科学。
任何改革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与发展。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在十七大提出的正确选择，农业部门是否也需要矫正和补救呢？人才是第一资源，教育是人才的源泉和保障，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长线，但是决不是负担和麻烦，与大学与研究无缘的各级政府有可能陷入低迷和徘徊，就象没有多少学问的官员经常出笑话一样。只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才有优秀的人才；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各行各业。“生产—技术—人才”是大忙人的思维程序，经常是事倍功半，而“人才—科技—产业—社会”是大师大家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表达。
二、解决途径与科学对策
解决农民教育的体制性障碍，需要“第三者评价法”，即邀请跨行业、部委的专家、学者，甚至毫不相干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随笔作家、企业总裁来一起研究、讨论，这样的开放式讨论才能出新思路，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尤其要解决“大三农”、“小三农”的体制问题更是如此，不能受行业、部门、单位一时一地的利益驱使，这样走不出农民教育的低迷怪圈。解决农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则可以邀请农业、教育专家或在第一线工作的教师、科研、技术推广工作者来一起分析研究，共商解决途径和方法。
（一）继续开展农科教结合即使实行“大部制”逐渐改革获得成功，从大的方面缓解了“大三农”的问题，但国家财政、计划、科技、教育、广电、文化、出版、部队、团中央、妇联、科协等跨行业、部门职能还一时难以全都通过建立大部委来彻底解决，因此，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通过跨行业、部门的农科教结合，解决“三农”问题，这是无论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社会力量统筹、协调、高效运作的“多兵种协同作战”。越是在乡村基层农科教结合越实行得好和彻底，问题在于上边，资源优势和头绪都在上面，因此，可以说农科教结合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专业化、市场化出现的断层和空缺问题而创造的有效办法。农科教结合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应设在农业部，农业部可以新设农村发展局，主管这项工作。
现有的农业部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农业科技发展中心内增设或单独成立“中国农业教育发展与研究中心”，设置多个农业教育职能处，如农民教育处、农村职业教育处、农业继续教育处（或干部教育处）和“三农”教育政策研究室等，主要研究、设计、执行和监管农业干部教育与农民教育项目，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是一项制度创新和保障。进一步设想在农业部机关内恢复教育司的原有职能也不是不可以，如现在的人事司调整为人事教育司，司内增设上述除了研究室外的3个处。由于农业的产业生产特性，科技推广作为支撑生产的硬件倍受本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而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软件，从管理体制上应与劳动人事部门紧密结合更为科学、合理和持久长效。根据这一理论，如成立农业教育发展与研究中心应归属劳动人事部门领导和管理，单独成立事业单位为适宜。
（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小三农”问题
农业部门过去也尝试过如何解决“小三农”的问题，但是在短短的任期内解决这么艰难的体制问题，对哪一届领导班子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而被束之高阁。解决途径有多种方式：一是通过由同一位副部长统一领导农业科学院、技术推广中心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通过项目和资金的形式整合资源、统筹运作，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纵横交错的行政领导体系中很难落实，最后还是回到松散式的管理，成为理念中的统筹协调，实际上离落实还有很大距离。二是技术推广组织、农业教育部门与农业科学院整合职能和资源，统一组织开展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和农民科技培训。如果强调农业科技、教育和推广的职能，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三是稳妥、保守的改革，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通过职能、资源的整合，而农业教育职能还是独立存在，但是要加强县、乡、村的农民教育职能，加强县、乡农民教育组织机构，不能象现在这样上面头部很庞大，下面很小、很弱。
（三）农业院校是农民教育的制度性保障
从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化分工角度，还是农科教结合的视觉，农业院校都是农民教育的主力，这是其学校制度与性质所决定的。即使从农民教育的内涵、形式来说，农民教育的主体是农业院校，而不是其他。过去，强调农民教育是政府行为，但这个出于发展初期的经验性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农业院校就是政府为开展农民教育而设置，其所有资源和职能就是开展农民教育的有效平台和载体。政府对农民教育的投入，也多半都是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即使为了取得实效而建立教育券、实行招标、公示课程、公示教师，这都只不过的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改进，不可能离开学校这个平台来实施。目前，因所有农业院校是隶属于教育部门管辖，而农业部门只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出现了农业教育职能人为被分割、游历的现象，农业教育专家曾多次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涉及管理体制的大问题被疏忽或默认现行运行模式而始终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农业院校积极参与农民教育，还是要通过农科教结合来解决，通过农业部农村发展局和教育部职成教育司共同打造运作平台，制定人财物专用平台，可以在原继续教育学院（成教学院）建立平台，制定中长期教育规划和年度计划，包括对培训者的培训、农民教育的研究和较高层次的农民教育。从教育发展特点和规律看，农业高校要成为农民教育的火车头，如果否定这一规律，高校这个国家巨大的资源被搁置而游离，其后果是惨重的，这是我国教育家审慎思考的重大问题。设在省城或地、市行政中心区的农业职业院校负责乡村的农民教育师资培训、编制农民教
育的教材，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开展骨干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县、乡、村职业学校直接面对农民，开展针对性、实效性比较强的技术培训和经营、信息服务。从长远看或国际比较，农民教育的主体从各级政府转由农业（民）院校及其培训机构承担是不争的事实，农业（民）院校是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物，是农民教育的火车头和主渠道，也是制度化平台和保障。农民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形式是多年来教育界反复讨论的复杂问题，应专门研究解决。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农民教育的实效性
现代职业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创业和就业为核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人人体验成功的喜悦，这也是素质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的成果和产物。任何国家的教育水准无法超过教师水准，因此，提高教师水平也很重要。教育水准体现在教师的教育方法和学校、培训机构的教育设施上。这是从教育学视野思考如何改进农民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以往通过一再强调农民素质低，说明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再过10年、20年还这样说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新型农民教育也不能与过去的农民教育完全隔绝，另立炉灶，而是更好地继承、发扬与光大，农民教育依然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是在发展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永恒的主题和难题。这是农民教育的地区差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所决定的。农村教育不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或受阻，农民教育就不可能摆脱其地区差异性、实施艰巨性和发展的长期性。
正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教育要遵循教育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还要遵循农业发展的规律，以农民为中心，以创业为核心，就不可能是单一培训过程，而是多环有机循环系统，即农民所处环境与产业结构决定着农民的教育需求，那就是当地动植物资源开发与当地人力资源—农民智力资源“双开发”和“不可分离性”，既为升学、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和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兼顾性”，而且后者更显重要，也正因为这种“双开发”特征，农民教育就不可能是单向、机械的培训，而是教育需求——选拔教育对象——教育培训——扶持（政策、投融资、物质技术支持等）——跟踪指导——联合经营——形成共同体（企业会员、农民协会等）——投资教育培训。这既是农村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征，也是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探索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型农民教育的规律和特点，正是探索我国新时期农村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特点，并选择适合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道路与方法的过程。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运用和实践。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民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其有机循环系统，是一个科学、合理、完整的系统工程，不再是单
一、单向、封闭、垄断的体系，而是形成有机体和循环系统，其核心内涵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民为中心，以创业和就业为核心，以形成社会共同体为纽带，以科学、合理的布局、层次、结构、开放为支撑，以培养造就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改进的现代农民，构筑与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为宗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现代农民教育，也要在构筑科学理论体系和社会实践中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与国际接轨，与世界文明同步。
（五）农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教育如何搞？这里说的新农民教育是指农民通过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学习和实践，成为提高自身素质的新起点，提高素质过程的新面貌和新气象，接受新教育后的农民具有比过去更高的素养和能力，有新的创意和创造。农民教育要有新起点、新气象和新面貌，首先要针对原有的状态进行必要的改进，即扬弃，继承、发扬和改进。那么，原有的农民教育状态又是怎样呢？我们不妨用比较法进行对比和分析，同时，要有具体的改进对策和措施。不妨一改以往陈旧的文风，引用“一点通”的风格和平台，简明扼要地表述，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这是一种新的尝试。（1）教育方向：农民教育缺乏针对性，培训内容脱离农村、农民实际需求。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按需求培训，不断改进。加强农民需求调查，制定培训计划后，反复征求意见并随时修改完善。（2）教育体系：农民教育体制被封闭、垄断、弱化，脱离行业指导和支持，政府投入效益在下降。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布局科学、开放有序的农民教育体系，形成农业院校、农业科学院、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灵活有效体系和机制，建立和完善高、中、初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加强农业行业领导和支持。采用“农民点菜、专家下橱、政府买单”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和评价制度，提高培训效益，政府退出人财物的直接管制。（3）教育机制：各级政府组织培训，走形式多，效益不大。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组织和参与培训，做到培训、就业、创业、扶持、联营相结合，以创业教育为主线，注重培训实效，让农民受益和满意。（4）教育重点：先导农民培训不够，分散培训，条块分割，缺乏创业型区域农民领袖的教育和培养。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加强创业农民和先导农民培训，培养新农村带头人，创办农民EMBA、CEO培训班。（5）教育层次和形式：农民教育不分类别和层次，过于注重教育培训规模和形式，内涵发展不够。改进对策和措施是：遵循教育规律和特点，分类指导，分层次培训，按需求发展，探索和建立培训-扶持-创业-联营相结合的农民教育新模式。（6）教育内容：农业和教育相脱离，农村发展和农民教育相脱离，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脱离，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成为教育和农业部门的体制死角。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农业部和教育部紧密合作，建立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增加投入，加强引导和服务。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都应进入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理顺农民教育体制和机制后，教育培训主体就明确了教育目标和任务，教育内容还要和农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并不断矫正和完善。（7）教学方法： 教师只关注学科分类和教学水平，多数农民听不懂，学不到，也做不了。农民学员毕业或结业论文缺乏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大都流于文字形式。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改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简明扼要、易懂易学、便于操作，增加成功农民的案例介绍和讨论。学员论文改为创业设计，针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写出具体、可操作的创业、创收和营销计划或可行性方案。（8）教育教材：农民教材的出版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关注农民实际和实效不够。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打破农民教材统编格局，由培训部门和社区政府联合编写，加强教材的实效性，增加乡土教材比重，降低教材成本。
（9）教育证书：农民教育证书管理混乱，干扰农民教育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改进对策和措施是：国家统一证书管理，合并为1种证书，统一价格，降低价格，防止追求证书利益。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还需要转移就业的国情，农民从业资格门槛不能太高、太多，需要合并、统一和简化。（10）教育研究：农民教育研究不够，对农民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不准，只有政府一种声音，缺乏反馈、矫正机制，缺乏科学、有效的对策。改进对策和措施是：政府、大型企业组织专题研究，确立农民教育发展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并不断矫正和改进，探索和建立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建立公立和民营教育部门和谐竞争和互为补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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