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随之谜_曾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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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随之谜”研讨会我的发言）
一、探索“曾随之谜”的重大意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州发掘曾候乙墓，众多精美的出土文物，青铜礼器、漆木器、金银器、珠玉器及各类乐器、车马兵器和纺织品。其中蕴涵着随文化的辉煌成就，诸多方面代表着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最高水平。墓主为曾侯，历史文献没有多少信息，墓葬却与文献中的随国在姓氏、疆域、时间吻合。曾随为一国，还是两国？成为一个难解之谜，引起了中国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中国历史学界的巨人李学勤先生首先发表了《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学界的“曾随之谜”的一场大讨论。
通过讨论，专家、学者们认为李先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所用材料有大量新发现及海外考古研究成果，及多学科学术成果，因而他所阐述的观点和认识最令人信服。李先生多年以来，深情地关怀随州这片土地，十余年后，他写下了《续论曾国之谜》（《江汉论坛》1990年增刊），再十余年后，他年事已高，不能亲赴随州，他认真看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呈送的随州叶家山古墓的有关资料，写了《试说叶家山M65青铜器》一文，送达到中国先秦历史学会2011年年会，由其弟子在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可看成“三论曾国之谜”。他的反复论述，引起了中国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学者，他为什么如此关注“曾随之谜”，反复论述“曾随之谜”？就是因为“曾随之谜”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课题。“曾随之谜”的时空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具有巨大而深刻的意义。这是为什么那么多历史文化学者关注这个课题的根本所在。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多元合一。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发生发展有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谱系。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两大地域是黄河与长江。黄河流域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这是人类文明中最完美而足够的一个空间。中国文化能延续发展5000年，与广袤的地域，多元融合有密切关系。人类其他远古文明的中断应该也是与空间有很重要的关系：恒河的核心区域仅6万平方公里，中东两河流域也只有10万平方公里，尼罗河才4万平方公里。这些区域文明因为区域狭小的原因不能进行碰撞、冲突、融合，就不可能有生命的活力。唯中国有辽阔的地域，多样的地形和不同的气候，就必然产生不尽相同的文化生态。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总和，决定文化有最重要的四个因素：即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文化依水而生，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在这四个因素的不同就必然产生两类不尽相同的文化。比方说，黄河流域气候寒冷干燥，广袤的黄土高原，这种环境就有大豆、高梁、玉米、小麦等农作物，这些农作物的营养又与北方人体魄的魁伟有一定联系，这就为北方的性情勇猛和品格豪爽提供了物质基础。南方多雨潮湿的天气，就必然为山川的植物提供足够的水份，山上的植被涵养的水份就必然产生密布的河流、纵横的湖泊。可耕地的狭小，就逼迫南方人选择水稻。水稻的种植必然产生族、序、理三种元素。所谓族，因为水稻需要平整的土地和修筑堰塘，这些工程须有群体的力量才能完成；所谓序，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需要时间，必须有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这就是社会秩序；所谓理，水稻的种植有自己的生长规律，逼迫人们去寻找这种规律就是理性探索。
这就是说黄河与长江因为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的不同，就必然有不尽相同的品格的群体，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为为各种不同的族群生存提供了可能，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多元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各种不同的族群繁衍和扩大，必然让不同的群体寻找更大的空间，各种不同族群互相影响、冲突的结果就是融合。当小群体进入大群体，其实就是把自己群体的优势和长处带进了大群体，这其实就是为大群体提供营养，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因为营养的丰富呈一种成长的态势。
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次融合就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融合。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培养精细与理性，黄河流域的粟作农耕诞生强悍和豪迈，族群的发展使两种文化相遇并发生冲突是历史的必然。“随”不仅仅是两种文化发生冲突和融合的空间点上，这个地名本身就记录着中国文化南北冲突到融合的整个地方过程。“随”的疆域，历史文献无明确记载，但从文献中提及的“汉东之国”、“沈鹿”、“汉淮之间”、“速杞”等地名来看，“随”的疆域当在长江以北、汉水以东、淮水以西。具体应在今随州市境内的大洪山与桐柏山对峙的“随枣走廊”。“曾”之所以成为谜，是历史文献上没有一点的信息，但今天的出土文物却提供了强雄的证据。“曾”的有铭文青铜礼器分布范围，就是以今天的随州市为轴心向四周伸延。李学勤先生判断，它“两起襄阳，东过随城，北到新野，南达京山（《续论曾国之谜》《江汉论坛》1990增刊）。”曾和随的疆域重叠，在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南北冲突融合的交接处，这是中国文化融合一个最重要的空间点。
中国文化表现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曾”存在的时间体段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随这个地名的发生从目前掌握的证据，可以追朔到中国发源文化的初始阶段。曾侯青铜器皿的发掘证实，曾应当在西周初年。这就是说，随的地域文化，因随州山川、气候、食物、土壤因素孕育的文化生态，必然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生深远影响。这其中蕴含着上古世界文明发生的第一批是最古老的文明元素。上古世界文明第一批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代末。包括北非的尼罗河文明、中东的两河文明、南非的恒河文明、东亚的炎黄文明及希腊的爱琴文明。第二批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代，第一批文明衰落，罗马文明取代了尼罗河的埃及法老文明，波斯文明成为了新的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莫明其妙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雅利安文明，迈锡尼文明的衰落让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唯有中国的文明在这时以周全面继承夏、商的炎黄文明。周的“封建”邦国是夏商两代的继承，同时，周在继承的基础上，将主要力量用于武装殖民和分封，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和伦理体系，这就是完整的宗法制度和敬天保民思想。
“曾随”的出现就是在这种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它存在时间达700年之久，经历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虽然不是特例，但是可以用罕见来表述的。无论西周的社会等级制度多么森严，礼制条例怎样缜密，政治机制多么完善，但都不可能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私有制的出现，激发人的奋发潜力，大量的财富握于庶人之手，于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化进行重新组合，中国社会的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时代来临。中国文化信史的第一个高峰就这样到来了。思想界的巨人季梁就在这时出现在随的土地上。因为这种社会秩序动荡，信仰出现危机的时候，最需要重建的思想信仰、社会秩序、生存之道。季梁“民为神主”的思想就在中华文明最需要营养的时刻发生了。中国文化有了这道天光的照耀，才有了思想界巨人的辈出。诸子百家的出现无不吸吮了季梁思想和营养，有了他们，才有了人类精神的觉醒。可以说“曾随之谜”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最重要的时期。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出发，“曾随之谜”是进入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切入点。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那么广阔的天地，那么漫长的岁月，唯有“曾随之谜”的时空交叉构成一个坐标，是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必须关注的历史坐标。只要中国的文化学者从“曾随之谜”这个点进入，就可以探索、剖析、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众多本源性特征。我们的文化研究就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所谓本源性特征就是文化的本质在发生的那一刻所具备的本质性特征，如精卵的结合那一刻，特殊的性染色体为XX时，就是雌性胎儿着床，胎儿出生为女婴、继而小姑娘、再是少女、媳妇、少妇、老女人。其雌性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说越是起源的阶段，就越是有本质性，越是能解释后来的文化特征，从而研制未来走向。这就是我们要探入、文化学者关注、探索、研究“曾随之谜”的重大意义。
二、“曾随之谜”的文字意义解读
汉文字的最大功能就是跨时空地传递历史信息。汉字是由一个或以上字根在特定的空间、配置成一个正方块。所以汉字的特点就是在单一方块字内就有很高的信息密度。在表达事物时，可表意象的基本字根以及空间的配置推断出字的含义。汉文字就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美妙绝伦的外观，不仅仅是我们的骄傲，更是向我们传递先祖的生存发展过程中的智慧。
中国的文字从结绳、刻契、画图，到成为原始文字，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文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礼器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成熟文字。
首先我们来看“随”。“随”这个字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就是两块土地的联结在一起的过程。“随”是一个会意字。“随”的左边是“阝”，“阜”的本意在《说文解字》中解为大山无石之陆，这就是高坡。说明这是一片土地。“随”的右边上面那一横一撇篆文写法是画的手形状，表示劳动的意思，中间是一个“工”，这是规矩、规则，下面是一块肥肉，也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两块土地的中间“走之”是画着人的足，表示这两块土地是怎么连结成一个整体的。《说文解字》解：从也。其实这个“随”字向我们传递的历史信息就是一块丰腴肥沃的土地跟从那片没有石头的高坡。今天，《辞海》《辞源》解释“随”的基本含义是跟从、沿着、顺从的意思。“随”这个字是随州的专用地名，从有文字以来，“随”为国、为郡、为州、为县，虽建制不一，而随之名历久未易。随在上古为烈山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预注，烈山氏就是神农也。严格意义上讲，文字的成熟并流行是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3世纪，但这个字是口耳相传炎黄融合过程的纪录。
我们看“随”的右边象征炎帝神农的那片土地是否肥沃？炎帝神农故里“随”是中国大地最为奇特的一块土地。人类生命依靠山水草木而存在，自然山水的思想、观念就进入人的心灵，解读自然山水就是读依山水而生的人类生命的思想观念。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碰撞，产生了秦岭、昆仑，隔开了中国的两大水系黄河与长江。大板块中又有小板块，“华北板块”与“杨子板块”的碰撞推搡，让板块的交结处出现“开”“合”现象，“开”就是大地的塌陷，就出现盆地，“合”的力量就隆起高山。秦岭之南就塌陷了南（阳）襄（阳）盆地和江汉盆地。这两大盆地的边缘隆起一座大洪山。这块无宗无脉的断块山地相峙的桐柏山，中间有一条狭长的玄牝之地，史称“随枣走廊”。《道德经》中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里玄牝就是生养万物的地方。说随州是天下最好的地方，一点也不为过，地球的构造作用造就了随州奇特的地势和复杂的地形，这就是说山脉与河流交错，山谷与坡地相衔，丘陵与平地呼应，有“万山千泉百洞”之称。“随枣走廊”是一条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原，这就是古今南北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这就是连接中原和荆楚的要冲，扼阻南襄、江汉两大盆地的咽喉。发源于大洪山北麓的涢水是湖北省唯一一条境内河的府河上游，在随州境内，有103条名称各异的支流呈叶脉状形成相对独立的水系，真正称得上河流纵横、土地肥沃。《中国救荒史》依据隋唐年间326年国家粮库的赈灾记录编著，随州共计发生灾荒12次，其中旱灾10次，水灾2次，相当于163年发生一次水灾，32.6年发生一次旱灾。而这一时期，全国各州县平均2.7年发生一次水灾，2.4年发生一次旱灾。这就是说生在随州，活60岁，一辈子只遇到一至二次灾荒，而在随州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23次以上的灾荒。中国古代何为灾荒，那是易子相食，饿殍遍野。只有这时，才能动用国家赈灾粮，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版）。这一段文献资料可以证明随州就是那按规矩规则经营的肥沃土地。从随州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随州是稻作农耕。我们知道稻田从开垦到成为良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代表黄河文明的粟作粗放农耕需要广阔的空间，黄帝跨越秦岭寻找生存空间，就必然和稻作农耕的炎帝神农发生冲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炎黄之战”。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搜集民间传说时，曾搜集到关于炎黄融合的传说。传说的大意是，炎黄之战，双方僵持不下，黄帝对炎帝说：“你为南方的天帝，代我在南方行使中央天帝的职责。”炎帝神农不愿自己的部族流血牺牲，就带着自己的部族诚心跟从拥戴黄帝为中央天帝，并把自己的出生之地更名为“随”。民间传说是历史传承的一种活体遗存，它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这材料其实就映证着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就是炎黄融为一体，中华民族的统一从此就成为永恒的主题。尽管中华民族在族群和地域上曾有过分裂的历史，但分裂的双方都很痛苦，要结束这种痛苦，就必须统一，并时刻为统一作着准备，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状态的统一。“随”这个字就是炎黄融合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文化符号。
随州境内外的出土文物基本构成了长江流域文化和黄河流域文化交相而生的状况，它表现为北方文化由西北向东南，南方文化由东南向西北交融的情形。参与随州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发掘的考古专家认为，随州的文物呈南北两支原始文化频繁接触、相互交融的地区。武汉大学方酉生先生说：“随州市的北方大致以桐柏山脉与中原地区的河南信阳交界，在桐柏山西侧，有众多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这四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交融，相互吸收融合，具有不南不北的地方特色，构成南北交融的规律现象（《西花园与庙台子——田野发掘报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与随州相邻的枣阳雕龙碑新石器文化遗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发掘报告因其文化内涵的亦南亦北混合性质，给考古和历史学界带来较大困惑。所以多用：“混合”、“融合”等词语来表达该遗址的文化性质（《枣阳雕龙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实文化的原创性就是一种广泛的吸纳和融会。著名的人类学家张光直认为人类文明的温床就是地域文化的融合。实际上，一种文化只有放下身段，善于吸收和融会他文化的长处和优点，就是让自身营养丰富，呈现成长的态势。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往往很强势顽强，它是拒绝吸收和融会的。比方南方的汉剧、楚剧、花鼓，这些剧种唱到随州就难以向前推动了，而中原的豫剧、曲剧唱到随州，而随州以南的安陆、京山、钟祥就不接受了，而年纪稍大的一些人都知道，解放后，随州还有豫剧团和曲剧团。
“随”是炎黄融合的产物，随州的自然环境孕育的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是“随”的扩大，“随”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浓缩。随州境内有大量的陂陀岗地，类似于中国北方的干旱少雨的高土高坡，也有103条支流构成涢水流域，呈叶脉状的河流是浩浩长江的缩影。旱地歉收有水田补充，水田歉收有旱地补充。随州有“小灾小丰收，大灾大丰收”的俗语。其实就是说两种农业体系的相互补充。旱水两种体系象双子星座一样拧在一起，支撑起这片宜居的土地。随州境内的地名就是人生的福地，比如安居、万和、万福……所以“随”的文字性意义深含着“炎黄”两种文化的人文信息，也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联的关健所在。史家多称随是“荆豫要冲”，“荆”是长江文化阶段性历史地域文化荆楚文化的核心区域，“豫”则是黄河文化阶段性历史文化中原文化核心区域。随就是这两大地域文化最重要的通道。今天我们研读“随”，就是握住了打开中华文明的众妙之门的钥匙。
“曾”是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字。《说文解字》对“曾”的解释：曾，从八从曰，辞之舒也。这是一个形声字。形声结构的文字，声符功能是记录字音、表意的形符，暗示字义的范围。所以形声字又被称为意音字。“从八”是“曾”的读音为“分”，“从曰”为这个字的意。曰的篆文写法是象形人中和嘴的形状，说明这个字与口有关。《说文解字》进一步解释道：说这个字是对言辞的延伸、延续、停顿。辞就是言辞，舒就是语言的延伸、延续、停顿。什么能对言辞延伸、缓和、停顿呢？唯有音乐有这个功能。音乐的最特殊作用就是把言辞拉长或缩短，加重或减轻。古人认为音乐是宇宙万物中最为和谐的一种形式。它决不是单纯的娱乐，有着比娱乐更重要的意义。《礼记?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凝聚人心，维持秩序。我们知道，稻作农耕需要的是一种长时间的安稳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长幼有序，长者得到尊重，这种尊重需要一种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礼仪。比方，清早，我们要到父母面前问安，晚上会跟父母暖被窝。西周社会的国家体制是一个与宗法礼仪关系密切的王朝。中国古代，什么是国家大事，“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就是说国家最重大的事是祭祀和打仗。祭祀比战争更重要，祭祀是祭天地山川的神灵和祖先。李先勤先生认为不认识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就不能对“音乐在古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礼乐至周上升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周人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虔诚实践，期望音乐的和谐以求得天地、君臣、上下人心的和谐，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西周有庞大的音乐机构。《周礼》中记载音乐机构中人数达1463人，能学习礼乐的人都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世子、胄子、学士、君子、贤人，也就是未来的政治管理者。
礼乐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宗法制，或者说这是血缘关系的继承法。世子就是嫡长子，这是大宗，余下的兄弟是为小宗。大宗继承父位而为第二代天子，小宗只能封为诸侯。比方说周武王是文王的长子就是大宗，武王的弟弟周公就是小宗，他与周武王虽是兄弟，但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只有武王才有祭祀周文王的特权，周公是不具备这种资格的。周公只有在周武王的统治之下，才能参加文王的祭典。
礼乐是周人最大的政治，而且乐重于礼。因为礼的约束对象少，而乐的教化对象多，是天下人。“乐由天作，属阳，指示和同之爱，合于仁；礼从地制，从阴，标志尊卑等级合于义。”但仁高于义，所以乐重于礼。周武王掌握政权只有三年就死了，周公把成王抱在膝上继承王位，周公是西周初期的王权实际掌握者，他带兵东征南伐之际还创制了大型音乐作品《大武》，可见其对音乐的重视。
西周初是依照血缘的亲疏关系分等级，联系这种关系的是血缘，维持这种关系的则是礼制。西周礼与乐同义，而且乐还高于礼。礼乐是与道德及法是联系在一起的，礼乐表现的是“责任”、“意志”、“必然和自由”等问题，是神圣和崇高的。
周政权是因宗法关系来掌控天下，这种分封，是监控和教化分封地的国民。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是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巡狩。巡狩是天子对诸侯的视察。诸候的卿以上的官员由天子亲授，诸侯立太子也必须由天子批准。从这些政治制度来看，随国是中原联系荆楚的重要通道，也是监控南方的桥头堡。南楚有西周最重要的青铜资源，周公南征后把大量的青铜器运到王城，铸成钟鼎，史称“伐南俘金”，就是走的“随枣孔道”。那么首任随侯的分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他是周公的近亲，这个人必须姬姓。
二、必须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因为“随”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缺乏掌控能力的人，不能实现周公征服更为广阔地域的意图。
三、知乐，在礼乐治国的西周初年，礼乐是教化南民的最重要手段。
首任随侯姬姓名或字中有“曾”。“曾”是知乐的标志。随侯乃周天子所封，乃天子及诸侯所用称呼。“姬曾”在自己的封地则自称“曾侯”。因为“曾”这个字在上古有自谦的含义，古代诸侯对天子的谦词。《左传?襄公十八年》中有：“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 彪是晋平公的名，他自称“曾臣”，有“小臣”“微臣”的自谦之意。首任随侯自称“曾候”，一是对周天子尊重，有自谦的含义，二是自己的名或字中有“曾”之意思，这是知乐明礼的重要标识。随侯的二世，按敬祖的体制，可以用先祖的名或字作为自己的姓氏或作为自己的封号，因此，二代随侯在继承分封时，就保留了“曾”的名号。随侯的继承者世代均称“曾候”有三层含义：一是对先祖的敬仰，二是对周王朝尊重的自谦含义，三是对平民强调自己是“曾”的嫡传，有炫耀高贵血统和显赫家世的意味。史官绝不会把一个人的自谦称谓录于史籍。晋平王自谦称自己为“曾臣”，史籍清晰地标明，这是晋平王的自谦称谓，不是说晋国的土地有“曾臣”。这就是随境外出土的文物多有“曾”的铭文，而史籍中只有“随”的记载的谜底。这种猜想从2008年提出后（拙作《编钟出土于随的背景分析》《钟鸣寰宇》武汉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已经被考古材料一次次证实。尽管这种观点尚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作进一步支撑，但从目前掌握的文献和考古成果来看，这是最合理的推断。三 从随州的出土文物的解读“曾随之谜”
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反映了随州的先民与自然的和谐，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里岗冷皮垭的黑色陶豆上得透雕的北斗七星和淅河西花园陶纺轮上的太极祖型图案。这两件文物关系到中国文化最核心、最高端、最持久的思维。
我们对“曾随之谜”的研究很容易忽视文献之外的文化生态。眼下，我们对“曾随之谜”的破译或解读，总是从文献中寻找依据，必然会被古人的认识所牵引。比方象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史学家，他对炎帝神农文化的认识就有偏颇。他在《五帝本纪》中说：“炎帝欲侵凌诸侯。”应该说，以南方耕作农耕的部落，是没有其侵略掠夺性的，长时期的社会稳定才符合稻作种植的利益。那么炎帝神农是不会侵凌诸侯的。司马迁的这段话只是他自己的判断，这种误判就可能引导我们误读历史。所以，文字形成的文化传统很有可能遮蔽真实的历史。我们依据历史文献去认识历史，有一种被古人牵着走谜宫的感觉。
实际上，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的诞生是先民在天地自然生存的过程中创造的，如果我们直接去读这些创造。就可以拨开这种遮蔽。先民的文化创造才是历史文化大传统，相对这个大传统，历史文献充其量只是文化小传统。
三里岗冷皮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上出土的黑陶豆的豆柄上有透雕的北斗七星图。其文化内涵距今6000年（《从考古发现看古随地的农业》刘玉堂、黄敬刚《农业考古》1986年1期）。淅河西花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太极祖型图案的陶纺轮，文化内涵距今4700年（《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为什么说这两件文物事关中国文化最深刻，最持久，最核心的元素。因为这是随州先民对天地运行规律把握之后的记录。一个掌握了事物运行规律的人，就是大勇大智之人。北斗七星是人类观测天体运行的原型天象。现代科学表明，恒星赤纬的高低影响着不同地理纬度的人观测效果，比方低纬度的人因地表大气抖动就看不清高赤纬带的恒星。唯有随州的纬度对北斗七星的观测为最佳纬度。北斗七星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斗勺和斗柄，一年之中，它由正北向东，向南渐升，又向北渐降，斗柄指向正东时，为春分，正南为夏至，正面为秋分，正北为冬至。为什么随州的先民要对天象作如此精细观测？因为稻谷种植需要掌握这些规律。我们知道稻谷的播种相隔早晚一天，都会影响收获。
随州先民在观测中发现，自然界的二分现象是普遍规律。比方夏至这一天，白天最长，夜晚最短。那么，这一天起，白天就一天天起开始缩短。随州俗话说：“过了七月半，一天短一线。”冬至这一天，又是白天最短的终点，从这一天起，就每天渐长。或者说，长与短是相互转化的，冷与热也是这样转化，其实这就是对立统一圆融和谐的天地自然运行规律。如果我们在北斗七星的两端画一个圆，以北斗七星的“S”形为中轴曲线。这就是太极图案。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师生1983年在随州淅河西花园发掘的有太极祖型图案的陶纺轮就是对立统一圆融和谐，其实这就是二分认识的记录。
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图案和衣箱构成天圆地方的概念。这里的天圆地方不是指天地的形状，而是天地的时空框架和阴阳五行的运行，天圆也指太阳的东起西落，极星的四季变化，二十八星宿的时空感觉。地方而是指大地的一种稳定秩序。我们对天地运行规律的遵从，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文化。比方，到了起床的时候不起床，就是不守天地秩序。到了播种的时候不播种而抛荒，其实就是违背天地的运行规律。只有听从天命，对天地秩序的遵守就构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随州境内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达56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只要实地考察一下，这些遗址的选址，就可以得出随州先民遵从天地运行规律的结论。这些遗址一般选择临水而居，以过渡性地貌为首选，一边是小型冲激平原，一边是低岗，居住则是高地性质的岗、岭、堰、台、墩之类的称呼。说明有洪水时，在高地居住，洪水退后，就在冲激平原上进行农业耕种。专家和学者看了这些选址，认为这是原始稻作农耕赖以发生发展的理想生境（《中国稻作文化史》游修龄，曾雄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生境”是一种能进能退，借着地利的理想居住地。
这些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随州先民稻谷种耕水平明显领先于周边地区，首先是随州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其次就是这种好环境为机灵和敏捷的心性提供了基础，这是孕育智慧的玄牝之门。为生存的需要。随州的先民在不断地追求稻谷的最高产品，在追求中发现，稻谷的增产潜力来源于天地的生气和活力。那么要如何吸纳生命与活力。就成了先祖的不懈追求。避风、向阳、近水、背山面水，山南水北这些阴阳概念其实就是为了承接聚集天地的生气与活力。风水中说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类的话。随州老百姓一句话就说明风水的实质，那个地方好不好，就看那里庄稼，树木，花草旺不旺。庄稼是生命，草木是生命，长庄稼，长草木的地方自然长人，这其实是最质朴的风水学。风水就是把浅显明白的话弄得老百姓听不懂，就成了学问家。
《元和姓纂》“随”下引《风俗通》有：“炎帝裔随侯之后。”这说明姬姓随侯之前应该有一个姜姓随侯。《路史?.国名纪甲》称“随侯，炎裔”。说明姜姓随侯确实存在。楚史专家何浩认为，西周姬姓之曾还应当是在兼并商代的汉东姜姓曾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自前我们关于夏商时代姜姓随侯的材料奇缺，难究其详。所以我们在讨论“曾随之谜”的“曾随”专指姬姓曾侯。
在叶家山墓地没被发现以前。周武王克商立国后，分封汉阳诸姬监控南方蛮夷之国，拱卫周疆。因为有安州六器的铭文。认为姬姓随国不晚于周昭王。叶家山古墓尚在发掘之中，就已经出土的文物解读，可清楚地知道，姬姓随侯的年代当在成康年间（《试说叶家山M65青铜器》李学勤，中国先秦历史学会年会论文手稿）。这就是说，叶家山出土青铜器证实了李学勤、何光岳等专家学者在30年前的“随曾”乃西周初年分封建国的推测。
周成王所处的年代是公元前1042年——1021年。周康王为公元前1020年——996年。叶家山M65如简报所说，这是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墓。李学勤先生根据铜器的铭文，“曾侯谏作宝彝”，“周公”“毕公”，以及铜器的形制，纹饰准确地判断这些器物应为西周初期的成康年间的器物。叶家山古墓群出土文物的相关信息没有公开，只有通过新闻稿透露的信息研判。我觉得，就是李学勤先生准确判断的出土文物为西周初年成康年间这一句话，就为我们破解“曾随之谜”打开了一道众妙之门。也为随州历史文化增添了千钧的重量和无限的厚度。我觉得随州的文化研究者可以在相关问题上作深入的探讨，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益。首先姬姓随侯分封到随国，当在公元前1042年前后，到姬姓曾侯乙墓下葬的公元前433年，随国的国力应该是相应强盛，再到公元前290年前后，“随”从历史文献中消失，最少有700年的完整历史。在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从完备的分封，礼乐制度，到社会结构的重组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旧存的政治中心分裂，国家权力的下移，特别是荆楚等新兴势力的兴起对旧秩序的轻视傲慢，蔑视，僭越，到处都在竞争，弑杀的年代，随这片土地为什么这么稳定繁荣，是什么样的文化生态支撑了这种稳定繁荣，可以说，探索这些持久稳定繁荣的文化元素，对于重建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或者说，这种探索是寻找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最稀缺的文化资源。
姬姓曾侯的政治权力传递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依靠嫡长子的血缘传承怎样保证继承者，不成为官二代，富二代的人性品格缺失。这其中的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会让我们受益。随州境内有几个诸侯国的都邑。唐，厉的建封都在周初，唐在昭王南征时青铜器铭文中有记载，厉的建封也可见“太保王戈铭文”。2007年。随州安居羊子山四号墓的发掘，出土了弥足珍贵的鄂国青铜器27件。其中14件文物有铭文，其中一件提梁卣的盖内有“噩侯乍旅彝”。墓主人就是噩侯本人。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徐少华连用两个“震惊”来形容这次发现，认为震惊学术界，震惊世界。
过去，我们认为卾国的都邑在卾州境内，这座墓葬的发掘表明，卾国的都邑不可能在卾州，卾王不可能死在鄂州拉到随州来安葬。徐少华从出土文物的纹饰和铭文判断，这些青铜器为西周早期的康昭年间，周康王姬钊为公元1020年—996年，周昭王姬瑕为公元前995年—977年。居住在随州安居的噩侯，为姞姓，姞姓和姬姓一样同为轩辕黄帝的子孙，来自黄汉流域，这个“噩”就是湖北省的简称“卾”的源头。姞姓是高贵的黄帝后裔，在殷商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位于“三公”之列。纣王无道，“三公规劝”，就是西周武王的父亲西伯侯姬昌，卾侯，九侯共同劝说纣王，结果九侯，卾侯被杀，西伯昌被囚（《战国策，鲁仲连列传》，《史记，殷本记》）。噩族，噩人去向何方，文献无载，原来在溠水与涢水交汇的安居，噩侯的后裔在这里躲避政治灾难。这里是“随枣走廊”的中心位置，南方的青铜资源必须经过这条通道才能进入当时的中国的政治中心，即黄河中游地区。噩侯与西周的关系，历史文献的记载很缺乏，但出土文物却有清晰的显示。
《噩侯驭方鼎》的铭文记载，周厉王南征角夷。返回到祛，噩侯驭方献礼并宴请厉王，周王作了赏赐。噩侯铸宝鼎记载了这件事。另一件《禹鼎》的铭文记载，噩王驭方叛国引起周的满朝恐慌，动用西六师和殷八师来平叛，这是周王朝的精锐的14万常备军，竟然没能平息叛乱，又派武公率王师扑伐噩侯，并把噩侯王族老小全部铲除。西周初期的封国是以少数周组奴隶主统领被征服的民众和族人。封国其实就是封疆。封字的本义就是象征土地上有生长茂密的草木，象形两手，草木种植的意思，就是在边界上种上树木，以为标帜谓之“封建”。封建者必须有自己的武力作为后盾，各地封国可以一军到三军的军队。一军相当于周王朝的常备军的一师，约一万人，周天子的周六师和殷八师是不参加劳动的常备军，而封国的武装力量，平时耕地，只有战时才出征。
从羊子山四号墓，我们可以知道，西周早期，随枣走廊同时存在着一个噩侯，和一个随侯。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想，噩侯是商纣王杀掉噩王的后人南逃而来。早在西周立国之前就已经立国，西周武王灭商主要是因为纣王无道,“殷卒易向”，即纣王的军队倒戈造成（《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因而西周建国需要异姓贵族的支持，噩侯拥护新政权，就获得了册封，噩侯也通过各种机会加强与西周的联姻，西周不放心异姓王族，又分封了姬姓随侯，以保证西周王朝最重要的青铜战略物资供应。这些复杂状态说明随州这片土地有很好的兼容性，无论是怎样复杂的情况，同姓，异族的贵族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和平相处。随城东城义地岗，今天的季梁公园附近，季梁祠的西侧1979年发掘了一座墓葬，随葬物品中有两件戈有铭文：1“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之用戈。”2“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这二件有铭文的文物为春秋中期，所以季怡肯定不是提出“民为神主”的大思想家季梁。但这两件文物说明了季梁为周室的家支，姬姓。《史记，周本记》载：“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说明周文王的父亲是季历。季为姬姓无疑，从《左传，恒公六年》记载来看，季梁是中国历史进入清晰的信史阶段后，冷静观察社会现实，探讨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知识精英第一人。这是一个俯仰天地，洞察人生，具有大视野，大胸怀，熟知天地运行规律，把自己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大思想家。季梁认为“神灵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神灵的主人，老百姓幸福了，就会叫神灵来帮你”。这些思想到今天仍有丰富的营养。《左传》是中国的文化经典，四书五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要学习中国文化就绕不开公元前706年的随国大夫季梁。他比孔子早200年，比老子早150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应该是吸吮了他思想的丰富营养，才能走进中国文化史。随着文物考古的深入和发展，“曾随之谜”的许多重大学术难题都有可能得到破译。我们许多的历史推测和猜想都有可能得到证实。或者得以修正和弥补，引导我们走向历史的真史。随州的这片土地将因此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高地。因为这就是被岁月遮蔽的真实历史！201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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