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2号文件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开发与扶贫问题研究_贵州省精准扶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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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号文件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开发与扶贫问题研究
贵州是民族省，同时也是一个落后的不发达省份。历史上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社会的综合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这是贵州的实际情况，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和贵州的扶贫开发，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在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贵州是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新思路，创新扶贫开发机制，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全力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探索和积累经验。进一步支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重点支持麻山、瑶山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规划，整合资金，继续实施整村推进。促进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积极推广参与式扶贫，让农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扶贫项目。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贵州的投入力度。贵州是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努力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将贵州建设成为文化发展创新区，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意见》要求依托贵州多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做大做强以“多彩贵州”为代表的民族歌舞、工艺美术、节庆会展、戏剧、影视、动漫等文化品牌。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骨干企业，积极引进文化产业领域的战略投资者。积极开发蜡染、服饰、银饰、苗绣、漆器、紫袍玉带石雕等特色商品。通过开发民族文化产品取得经济效益本无可厚非，然而有学者指出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市场化出现的问题“民俗旅游中的商品化就是把当地民族的民俗开发成商品，使以前以自我享用、传承和创造的文化转变成可在市场交换的、可供游客消费的符号。一方面，旅游产业创造出一个可以自由交换的市场，另一方面，交换渗透了非商品经济领域的成分，改变了某些文化的性质。这使得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村寨以往较为封闭的环境被打破，长期生活在快节奏工业文明的游客携带与各自文化观念一致的旅游观念，以不同心态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本地的少数民族自身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表层需要，也以背离传统的方式诠释和重造自己的文化，使得扶贫和民族文化的开发在实际上南辕北辙。
《意见》指出：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推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为重点，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完善扶贫开发工作布局。根据新时期扶贫开发总体要求，逐步形成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乡、贫困村为突破口，以贫困户为着力点的扶贫开发工作布局。推进实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快编制乌蒙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等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扶贫开发上水平。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地区的开发并没有和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利用其民族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所以，就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必须强调善于发挥自己在体质上和文化上特有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发展其经济，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扬自身的精神文化”。在贵州，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扶贫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政策环境下，在各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样的条件下，更有可能通过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实现脱贫致富。然而在“经济方式的改变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贵州本土许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相当部分形态从其历史和传统中剥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工艺或者表演，已经不再负载其原生态所蕴含的②诸多历史和文化信息。”这种变异直接导致民族文化的断层和传承上的变异。因此，如何增
强民族文化开发项目的独特性和内在魅力就成为这类扶贫、减贫项目成败的关键。对于生活在民族文化中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的生活价值与意义之源泉，不应该随意当作工具来使用或摒弃。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与扶贫相衔接，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所有者和实践者的主体权利的充分重视和对其能动性的积极调动。”
《意见》要求“积极推广参与式扶贫，让农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扶贫项目。”参与式行动研究模式和参与式扶贫和发展途径将外部干预和内源发展相结合，力求有效发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群众作为发展主体的潜力，近年来在国内外扶贫、减贫项目中已经普遍开展起来。在扶贫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结合过程中，参与式扶贫既是一个基于共同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过程，有助于少数民族群众进一步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将各民族文化交流，特别是旅游者和展示者之间的交流，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是实现文化自我欣赏和相互交流的关键。而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长期忽视也使不少年轻人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盲目自卑，失去对民族文化单一性独特性的自信，不愿去传承本民族的文化。这种不自信长期演变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失语，更加深了外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误解。对于贵州本土的多元化民族文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大多数集中在学术圈。而被研究者---少数民族本民族的声音却很少出现，他们在这个层面是没有发言权的。而民族文化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却鲜有提及。由此，让乡土文化资源和系统性知识在不断的实践运用中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而不是作为单纯的展示物来表达，也不应该抽掉其文化的信仰和精神内核，去艰难地、孤立地谋求生存。
就贵州而言，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联的参与式扶贫项目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力量：民族文化生产传承的方式的落后和低效，使得大量文化艺术品类在继承和发展上无法获得相适应的社会支持和资源分配。地方政府作为扶贫和文化开发项目配置中最重要的资源调控者，应当服务于扶贫、文化的开发，并为之提供更大的舞台、更好的支持和后援。当多种力量介入之时，需要注意保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和扶贫的目的性，让各种力量都能够发挥作用，使少数民族文化的拥有者和实践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单一的的被动参与到到能动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并将其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手段。并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落实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受益的合理分配，从而实现扶贫、减贫目标。
《意见》最后总结：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一思想，戮力同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做出新的贡献。国家从宏观高度的政策支持，是扶贫开发工作不可多得的机遇。贵州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所蕴含的能量，也是扶贫工作的巨大推动力。总之，在贵州少数民族的扶贫研究和实践中，应当重视扶贫、减贫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强调少数民族群众的扶贫开发的主体性，以求切实推进少数民族扶贫、减贫工作，进一步激发少数民族群众的内在活力，提高工作成效，实现贵州扶贫进程的重大突破。
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谢彬如：《文化艺术与生态保护 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关于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参见朱晓阳：《少数民族扶贫》，《作为社会疗救的扶贫与发展》附件二，研究报告，国务院扶贫办国
际中心，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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