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女性主义悲剧管窥
第1篇：浅析鲁迅女性主义悲剧管窥
浅析鲁迅女性主义悲剧管窥
【摘 要】鲁迅毕生关注着女性的命运，思考和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他将妇女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以妇女解放为反封建的突破日，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本文通过分析鲁迅作品中妇女的生存困境，展示他对女性悲剧的态度，探讨他创作中对女性摆脱悲剧命运出路的思索。
【关键词】鲁迅 女性主义悲剧 生存困境 女性解放
鲁迅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具体反映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对于悲剧女性的态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成为反封建斗争中争取女性解放咀嚼不尽的话题。
一、鲁迅创作中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艺术再现
在鲁迅笔下的文学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压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变形，失去自我；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她们除了被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所禁锢，受尽迫害，还要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最后悲惨地了却一生。这无爱的人间，成了女性逃不出的死亡之谷。
(一)道德习俗的奴役
《祝福》中祥林嫂是由整个鲁镇无所不在的道德习俗窒息而死的。所有鲁镇的人都是道德习俗的奴隶，并以共同遵循的道德习俗准则来衡量处于鲁镇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更为悲哀的是，祥林嫂自己也被鲁镇这样的道德习俗所主宰了。她丝毫不敢怀疑这种道德习俗的荒谬性，而是试图用自己的言行，唤起人们原谅她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违背道德习俗的过失。
这是一个怎样的荒谬社会：社会在剥夺祥林嫂守寡的权力同时，却将祥林嫂不守寡的所有“罪责”都推到她身上，不允许她有任何“救赎”的机会，一步步的将她逼向死亡的境地。在这场共同的道德谋杀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凶手，都自认为是正义的道德法官。当一个社会与民族对亲手炮制的悲剧视为理所当然或视而不见时，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些受奴役的女性自然也就终老于这种窠臼之中了，或麻木不仁，或痛不欲生。
（二）权威的蒙蔽
爱姑的生存环境要比祥林嫂优越得多。爱姑的父亲庄木三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在对待离婚问题上，爱姑开始是拒绝离婚的，而支撑她这种观点的力量来源于她的生存处境优势。但七大人凭着自己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权威性慑服了爱姑，让她陷入丧失主见的境地，放弃了一直坚持的拒不离婚的主张。
鲁迅对爱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女性要想获得独立，必须打破对束缚自己的陈腐权威的迷信，将决定自己命运的辨别权、判断权、选择权勇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女性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能指望权威替自己说公道话。
（三）爱情的束缚
《伤逝》中的子君作为知识女性，对把握自己的命运有着远比祥林嫂、爱姑更自觉的意识和追求，她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大胆地反抗社会道德习俗和亲权的干涉，发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坚强与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追求爱情、反抗社会习俗的过程中，但她在获得了爱情、与涓生同居后，也陷入了具体的生存困境中，原本由自己主掌的命运不再属于自己。
子君的悲剧命运与她对待爱情的态度密切相关。作者在此处向我们表明“时代已给女性指出了冲破父权制家庭的道路，可是，却没有让她们成熟到如何在新的两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因而她们在摆脱了一种形式的束缚后，又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羁绊。
二、鲁迅对女性悲剧的态度
鲁迅笔下的女性没有哪一个是幸运的，她们的悲剧结局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仅仅为表现而表现。这种“万艳同悲”的现象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而被塑造的。鲁迅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深切关注妇女问题，苦苦地探寻着女性解放的道路。
(一)呼唤思想解放，实现人格独立
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把女性牢牢地固定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使其循规蹈矩，“忘我生活”，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完全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几千年因袭的传统思想，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固守在封建礼教、封建习俗所划定的角色上，她们事事依附、盲从，甚至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惜摧残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鲁迅从拯救迷途中的苦难女性出发，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封建礼教，揭露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残害，希望能唤醒沉疴中的女性超度重负下的灵魂。
（二）倡导经济独立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呼声不断高涨，《伤逝》中的子君，就是受个性解放思想的感召而觉醒的都市知识女性，她那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人”的呼唤，使人禁不住“狂喜”。好像看到了中国女性“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然而，子君毕竟是中国传统女性，她虽有现代的追求，却又未能卸下沉重的传统思想包袱。婚姻自主后，子君心满意足了，她没有像其他新女性一样出去工作，掌握经济自主权，而是陶醉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中。
子君她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模式几乎无任何不同。鲁迅塑造子君这一形象的真实目的是他要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并不等同于婚恋自由。妇女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掌握经济自主权。
（三）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首先，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均无属于自己的“姓”和“名”，杨二嫂、华大妈等名字是由丈夫的姓氏、排行加上具有年龄倾向的`数目字而构成的，鲁迅笔下的寡妇也是如此。名字的缺失则意味着封建时代中国的妇女，从生到死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其次是男性意识对女性的伤害。《伤势》中，子君是不顾礼教的束缚、家庭的阻止与涓生走在一起的，可是当外来的打击——失业到来时，涓生发现“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于是他将自己的原因推给子君“现在忍受着这生活的压迫的苦痛，大半到是为她……”于是乎慨叹“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并以“无爱”为由将子君逼走，而在子君离开之后，又忏悔“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整个过程，涓生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来对待子君的，这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
三、女性摆脱悲剧困境的出路——女性解放
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使反封建斗争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对女性生存困境艺术的再现从实质上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即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女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获得女性解放。
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鲁迅一方面认识到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束缚妇女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沉重枷锁，并加以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鲁迅也清醒地看到，在几千年的因袭重负下，女性认同了“吃人”的合理性，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又恰恰妨碍了女性自身对解放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李希凡.《呐喊》《仿徨》的思想与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王国缓.鲁迅论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第2篇：鲁迅的悲剧婚姻
（一）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名存实亡，无疑是一场悲剧。这场婚姻给鲁迅和朱安二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在鲁迅心灵上刻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进而影响了他的创作。
鲁迅妥协了这段婚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鲁迅自己在孝道面前的软弱有一定关系。鲁迅先生即便当时选择拒绝或出走，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她和朱安的婚姻也已成事实，中国的传统习俗总是重程式不尊重实质，重面子不尊重人性。所以这次婚姻悲剧，只能是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的罪恶，鲁迅和朱安一样是这个罪恶的牺牲品，在那样一个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受过西方教育的充满反叛思想的鲁迅也无力改变这样的事实。
朱安的性格让鲁迅爱不起来，连产生一点点喜欢的感觉都很难，怜悯的感觉又使鲁迅不忍心抛弃她，这是这个婚姻最可悲的地方。
她那么恪守封建传统，死心塌地的“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了，性格又那么古板懦弱，毫无个性和灵气，无论怎么对待她，都不会挣扎，哪怕她感到一丝不平对鲁迅发泄一下呢，哪怕她不侍奉他给他点脸色看呢，都让人明白她内心的怨愤和情感，可是，她一直都那么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遵守妇道，遵守传统，尽管没有尝到一点爱情的温暖。
这一切只能让鲁迅感到怜悯而且厌恶，因为怜悯无法抛弃，因为厌恶更无法交流，即便这样，鲁迅也一直没和朱安离婚。二十年后，直到许广平出现，鲁迅才过上了几年正常人的家庭生活。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有那么激进的思想，却忍受了那么多年痛苦的婚姻，他的痛苦比朱安更深刻，因为那是一种清醒状态中毫无麻醉的疼痛。
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
明明白白的。只有他们身后的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如同一张坚韧无比的网，笼罩并捆缚着他们，使他们难以解脱。
（二）这是《野草*墓碣文》的一句，此句从文字意思上面是说和人们一道进入了天堂，高居九霄之外的天宫之中，他却似乎并无感觉，好像已入万丈深渊一样。此思维是反常的思维，即是有悖于常人的思维模式。人们看见是天
堂的地方，鲁迅看见的是深渊。由此，鲁迅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结论：“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未来，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鲁迅的任务正是粉碎这个神话，《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这个神话的。
人们总是想象着未来是无限完美的、完善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一个终结点，鲁迅把它概括成关于“黄金世界”的想象。对此，鲁迅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鲁迅回答说，有，不但有，还会有新的死亡。在一般人认为，好像黄金世界是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世界，但是鲁迅却看见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甚至看见了新的死亡。
第3篇：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认识
虽然“女权主义”一词出现于19世纪末，但是女权运动的发端却要早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当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妇女的处境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使得西方妇女愈益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她们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方面的权利。
第一次女权运动兴起于世纪中叶。它的高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妇女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国家，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国家法律。
第一次女权运动主要有三个目标: ①争取女性选举权。②争取女性受教育的权利。③争取女性就业权。
1949年，法国著名作家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为女权主义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波伏娃在她的书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即男性，女人被看作是男性的偏离，因此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她认为“女子不是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