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读书报告_中国式管理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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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工》读书报告
一、内容概述与浅析
通过寒假期间的阅读,我看完此书,并试图把书的内容进行归纳: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女工的生存现状很差很糟糕。我尝试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总结潘毅老师在这本书中所想要表达的观点。1.微观角度
潘毅老师作为一位民族志学者,通过亲身参与、观察与日常访谈等方法在“流星厂”这个田野中,对厂中的女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零距离的观察与论述。在微观的层面,潘毅老师主要是对工厂中管理者与女工们之间的权力博弈进行了细致、生动的论述。从管理者方面,工厂管理者通过运用一系列的微观权力技术来控制、掌握女工们的一切生活与劳动行动,这里不可避免地运用了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权力的分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一是由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到韦伯的传统,他们认为,如果A用一种违背B的利益的态度影响B,就有权力出现。这种观点把权力看作是不对等的,是一种“零和”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主体间潜在的抵抗和冲突。另一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当代社会学家中主要有帕森斯和阿伦特。他们采取一种非零和的权力观,认为权力是从和谐的共同组织结构中产生的一种共同能力。大多数有关权力的社会学研究都是采用以上两种理论思路的。但是,这两种理论视角都把权力作为某种份额和实体,把权力与“占有”和“拥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两种视角都把权力看做是主要与政治学、政治社会学领域相关的事务,而没有意识到权力实际上是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潘毅老师在分析管理者如何对流星厂中的女工们进行控制和压迫时,就运用了福柯的微观权力技术的分析框架。作者把这种规训技术总结为:“它的基本技术就是通过身体安置在一个规训空间里进行测量和分析以对其进行管制”。
书中也提到了女工们通过刻意降低工作效率、昏倒、工作时聊天、吃零食、集体反抗管理者、晚间工作时听收音机等途径拥有了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被潘毅老师称为间隙性权力,是运用“弱者的武器”并且她解释到“在工厂里,这种间隙性权力形态经常会导致暗地里的破坏,以及非正式网络的形成”。但这种权力其实很小,存在时间很短暂,在博弈的过程中,女工们还是明显地处于劣势。2.宏观角度
《中国女工》一书,潘毅老师极具社会学的想象力,通过这句出现在书中好几次的话就能看出——“(这一事件)必须被放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去理解”。举例而言,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当潘毅老师提到有关阿英的梦魇与尖叫时,她不是仅仅用人类学“深描”的技巧详细向读者呈现阿英有关梦与尖叫的事件细节。进一步地,潘毅老师提出应该把阿英梦魇与尖叫这件事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去理解。她从福柯有关梦的论述中出发,提出这种梦魇与尖叫可以被解读为她实现自己现世存在的轨迹,以及自身抗争的终极可能性。潘毅老师是这样论述的:“国家社会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以及父权制等三重大山压迫让她身陷囹圄:追求工厂生活换来的却是一副孱弱的身体,性欲与道德的矛盾令她紧张焦虑,婚嫁文化与国家对其流动性的管制则将她困在其中,使她进队两难:阿英的身体痛楚,烙着社会和文化创伤的印记,在她的生命中一再重现。阿英的梦是特殊的,但它的特殊性却是包含着普遍性,蕴含着一个身处中国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模型的十字路口上的女工所做出的极其平常的挣扎”,“阿英的尖叫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尖叫,是对三重压迫的社会暴力与荒谬所发出的谴责之声”。可以看出,潘毅老师拥有的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帮助她把在工厂中发生的一件看似只是有关于个人生活的小事联系到宏观的层面,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传统父权制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和论述。这也是《中国女工》一书最有特色之处。
潘毅老师在《中国女工》一书中开篇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后文的个案拔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潘毅老师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创造出的无性主体“同志”是嵌入于国家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共同愿望之中的统一主体,没有阶级,没有性别。而当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国家社会主义开始让步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中国逆其道而行。在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进行的一项重要工程——对劳动身体的性化和社会异化中,打工妹承受这来自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社会权力以及父权制压迫的三面压迫。潘毅老师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了微观的小事,把“流星厂”中的女工们生活压力与劳动异化放置在宏观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框架中进行分析。
二、充满现象学社会学的思维
潘毅老师在《中国女工》一书中只字未提现象学社会学,但是毫无疑问,她在对“流星厂”里女工们的日常生活、女工与女工之间或女工与管理者之间的互动事件的描述与分析中,字里行间体现着一种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思维。1.理论介绍
自近代至20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研究倾向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该研究的思路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社会研究,强调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抹杀社会现象所特有的主观性。针对这种倾向,舒茨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出发,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社会现象所具有的“主观意义”,建构了西方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舒茨学说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就是导致了解释社会学的转向,即将解释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从对重大历史时间和历史进程的意义理解转向对日常生活的结构分析。该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使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合法对象。此后,思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很多理论流派或思想大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探讨,比如常人方法学、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哈贝马斯对于生活世界的关注等等。
对于日常生活世界、对于这个每天运转不息的世界的意义结构的关注,是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主导线索。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是这个由日常生活事件构成的、不断发展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们很大程度上认为,这个世界的实质性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它所具有的最重要、最微妙的特色,就在于人们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舒茨立志于通过考察日常生活的多种类型化,来实现对日常生活基本结构的理论说明。现象学社会学意在揭示与解释事件背后的真实意义,是对意义探究的深度掌控。在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中,核心概念包括“手头知识库”、“生平情境”、“情境定义”、“生活世界”、“经验图式”、“主体间性”等。2.现象学社会学的“转换”
潘毅老师在《中国女工》一书中虽未提及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但是在她行文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一种现象学社会学的思维。在描述“流星厂”的女工们第一次来到城市时,潘毅老师提到,她们是很兴奋的,她们对城市的的生活充满的渴望与憧憬,这是一种对于父权制的反抗。但是,她们也深知自己根本不可能融入到当地的都市文化之中。为了把这种情境更加细致地展现给读者,潘毅老师提到了一次与女工同事们去商场里逛街、喝咖啡,女工们对高档商品触不可及的刻意逃避、对第一次进咖啡厅的不自然和尴尬都体现了女工们初级由农村进入城市中的难以融入。这里就体现了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陌生人”。舒茨认为,“陌生人”对于其想融入的当地人的群体来说是“没有过去的人”,因为他们以往并没有在这样的群体中生活,所以他们的生活历史处于这个群体的过去之外,这一群体文化模式中的核心部分并未成为其“生平情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涉及到的“生平情境”也是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开始就通过自身的经验与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中获得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应付各种事件以及生存所需要的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有由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方言的命名而类型化。对个体来说,这样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知识自童年时代开始不断累积,把这个世界即作为现存对象来接受,也作为具有过去和未来的对象来接受。这样的类型化知识和他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成为经验储备;后者即是她此后理解社会现象、采取相应社会行动的基础。所以,由这些经验和知识构成的经验储备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舒茨称之为“生平情境”。在这里,“生平”系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也就是说,在女工们第一次进入城市中及其都市文化体系中时,城市中的许多东西对于她们而言都是陌生的,很多新的空间场域都是她们从未进入的。所以,当初次涉及这些事务时,女工们会显得异常惊慌失措。
从全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潘毅老师通过站在流星厂的女工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女工们的“手头知识库”出发理解她们当下的处境。手头知识库是指,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就个体的经验而言,其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和知识只有极少一部分来自亲身经历,其余绝大部分则源于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教导他们如何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这种通过语言传播的知识和个体在生活中获得的具体体验共同沉淀成为其经验储备,也就是他们今后理解社会现象和采取相应社会行动的基础。回到潘毅老师的写作描述上,她就是很好地把握了流星厂女工们的“手头知识库”,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和把握女工们的许多行为方式以及事件背后所赋予的深层次意义。
潘毅老师知道,女工们普遍来自农村地区,她们的“手头知识库”中没有城市生活方式,她们仅仅只是对城市生活有着单向度的追求。所以,初来城市的兴奋和难以融入的尴尬都是潘毅老师所能够理解的,而这种理解就是建立在她对于女工们的“手头知识库”的理解之上。
三、本书的缺点与不足
《中国女工》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生动的工厂女工受迫之图,潘毅老师也凭借此书获得美国“米尔斯”大奖而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是,笔者在阅读此书时还是发现了本书中的一些问题,或是自己对本书某些思想的疑惑。1.过度拔高之嫌
在前文中笔者提到了潘毅老师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通过把微小事件放置于宏观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能力。但是,也很容易“过度想象”而导致另一种现象产生——“过度拔高”。笔者认为,“过度拔高”是指民族志学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由于长期深入田野而失去清晰自我的一种学科强迫症状。也就是说,笔者认为,潘毅老师由于在流星厂生活了9个月之久,渐渐在田野中迷失了自己,这种迷失不是物理上的迷失、心灵上的迷失,而是一种思考能力的迷失,由多元的、新鲜的、善于转换的思维方式逐渐单向度的、学科强迫式的思维方式。其实,笔者认为大部分的学者都有或多或少的学科强迫。心理学家刻意地把个人戒烟失败归因为婴儿时期的口腔期发育没有完全,政治学家把生活中的一切暴力冲突解释为权力的斗争。潘毅老师在《中国女工》中所犯的错误也是一种学科强迫,也就是说,潘毅老师作为一名运用社会学思想和理论进行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学者,由于本身学术素养很高,善于把微小的事件放置在宏观的历史中分析。但是由于潘毅老师自身身处田野内部时间太久,导致形成渐渐变为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也过分地发展而变成了一种“过度拔高”的思维方式。潘毅老师在后文还甚至写到,“阿英的尖叫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尖叫,是对三重压迫的社会暴力与荒谬所发出的谴责之声。”笔者认为,潘毅老师这种过度的意义拔高和愈显夸张的写作手法与自己身处田野、亲身经历女工们的受歧视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名为女工们打抱不平的斗争者,潘毅老师这种过度拔高和文学式的写作手法值得理解与肯定。但作为一名客观、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家,她的这种意义拔高与夸张的写作手法是不值得推崇和鼓励的。2.理论视角的一元维度缺陷
潘毅老师在全书的创作过程中主要采用批判论的视角,对工厂中管理者运用的各种微观的权力技术手段进行分析与批判,对国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及父权制三座大山对女工们的压迫进行批判。当然,通过这种批判的理论视角作者分析并探讨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揭露出了工厂管理者的丑恶与“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中的社会性暴力。
但是,通过发现,潘毅老师过度使用批判的理论视角看待问题而并没有发现或说刻意忽视了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因素。举例而言,作者在分析工厂的劳动对女工们的身体摧残时,提到了一位名叫惠萍的女工,描述到她所在的清洁室充满了刺鼻的化学药物气味,经常会导致头痛、眩晕、作呕等类似中毒的症状。并且清洁室中的黑胶对工人身体健康及其有害,尤其容易引起皮肤病和肺病。慧萍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促使潘毅老师对于工厂中制度对女工们的压迫及健康迫害开始进行批判,挖掘资本主义经济丑陋的剥削手段。但是,潘毅老师并没有考虑到,或者说刻意地忽略了这些化学药品的“正功能”。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这些化学药物起到了对电子芯片或晶体进行除垢、冲洗、蚀刻、氧化以及打磨的作用,黑胶的使用也是为了使得晶片更好的焊接在装置内而不脱落。这些都是生产一件合格的产品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些步骤,商品的质量不合格,若拿到市场销售,不仅会使得生产厂家名誉受损、官司缠身,更会使得整个品牌口碑下降、甚至倒闭。3.体制内
当学术在一味地质疑某些社会现象时,如果冷静想想,我们也许会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竟然生活在这一体制内,原来自己也是推动与促进这一体制发展的一员。或许有人秉着“学术是学术,生活是生活”的逻辑,当如果当你使用的iPhone正是一个由富士康的某位工人生产的,但生产完你这台iPhone以后就由于压力过大而跳楼自杀时,你是否会反思一下,你是否也是促成了富士康工厂不断发展以及潜在地导致了这位工人跳楼自杀的一员呢? 是的,你也在体制内,潘毅老师也在。
后记
在阅读《中国女工》一书期间,我有幸见到了作者潘毅老师本人并参与了她的一场讲座。初次看到潘毅老师,她没有香港人的那个傲慢气质,没有一般北大老师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是坐在讲台底下与我们这些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们聊天。她是一个很瘦小的女子,甚至有一些羸弱,大大的圆形眼镜下面是很大很深的眼袋。160cm左右的个子,穿着朴素的衣服。她说她嗓子很干,因为大陆北方天气状况与香港差别太大;她说她有点饿,因为忘记吃晚饭了;她说她很开心看到这么多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们参加她的讲座,因为她看到了自己年轻的身影,青涩而充满活力。
我看着潘毅老师,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瘦小的女子竟是《中国女工》这本书的作者,因为这本书中给读者呈现出的学术思想那么犀利、那么批判,与她的表面形象很不搭配。这场讲座的内容是“中国建筑工人的现状与出路”,由于是在一个小教室举行的,老师离我们很近,所以没有在大型报告厅里的那种严肃,而更多的是一种温馨、和谐的互动与聊天式的探讨。讲座的一开始潘毅老师也提到了《中国女工》这本书,并与我们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之后,潘毅老师聊到自己如何与北大学生一起为工地上的建筑工人的权利而努力的,如何为了一起“工伤事件”而与开发商争吵、打架的。潘毅老师的普通话并不是很好,我们听不懂的地方她会再一次解释,我们就在那个小教室里无限地、安安静静地感受着这位为中国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的“女斗士”的人格与学术魅力。
潘毅老师在《中国女工》中写到,“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茫然与失落,因为我所关心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来阅读这本我为她们写的书,尤其是以这种形式来写的书。”但是在这场讲座中,老师提到她完成并出版了一本名叫《我在富士康》的书,她说这本书就是专门用普通人的口吻为富士康中受压迫的工人们写的,希望他们/她们看到这本书以后能够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有所了解。我想,这也是潘毅老师对于在《中国女工》一书中的那种遗憾与失落的弥补与自己梦想的实现吧。
她,是中国社会学界学术实践的中坚力量,是为中国弱势群体拨开迷雾、寻归自我的一束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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