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_基层组织职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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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内容摘要】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问题较为严重，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在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具体适用法律时往往出现不同的认识,增加了查处的难度。本文从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和农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的定性两个方面着手，试对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定性 【正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党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的进一步落实，下拨到农民手中的补贴资金越来越多，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也屡屡发生，自2005年至今，我院就查处此类案件5件5人。涉农职务犯罪严重干扰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从我院近年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来看，涉案主体主要是村主任、村支部书记、村会计这三类人。主要原因是村里的大部分权力都把持在村主任、村支书和会计手中。村里的重要事务一般都是他们说了算,甚至是某个村领导个人说了算。村里的重要事务根本就得不到民主监督或制约。犯罪手段和形式主要表现为收款不人帐监守自盗涂改帐目、单据虚报冒领公款私存获取利息。案件类型多为贪污、挪用型犯罪，对象主要涉及国家对土地、林业等自然资源的补偿款。
然而，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主体、涉农职务犯罪的对象、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行为性质、是否能够成渎职罪等法律适用问题，由于各部门或者各司法工作人员观点各不尽一致，导致该类案件在刑事法律实务和刑事法学研究中一直长期存在争议。虽然在《刑法》规定基础上，全国人大和两院为在司法实践中统一认识，也曾分别就此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争议与分歧依旧非常激烈，导致在处理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如何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更加清晰，更具有可操作性，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职务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在97年《刑法》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表述过于含糊，对于村干部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关司法机关存在不同意见，使得对这类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不明，具体处理适用法律不统一，影响到案件的严肃依法处理。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届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⑴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⑵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⑶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⑷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⑸代征、代缴税款；⑹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这个立法解释，对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和确定公安检察机关职能管辖的分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法律处理相关案件，关键在于准确界定《解释》中关于“基层组织人员”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两个方面的定义，这是认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重要依据。
一、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
我们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要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行为准确定性，前提是正确把握我国有关法律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界定。依照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立法解释，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及工作人员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1、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本身属于村民委员会派生的机构，在语义上应当包括在基层组织的范围之内。尤其是下属委员会的人员，依法可由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兼任，故应当按照基层组织人员对待。但是，对村民小组长是否可以适用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的问题，审判机关往往持不同看法，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1999年6月18日作出的《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的批复》，“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71条第1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我认为，一方面，按照《批复》行文的逻辑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集体财产与在协助政府从事管理过程中的贪占行为具有不同的性质，其行为后果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按照法律适用规则，新法优于旧法，立法解释优于司法解释。因此，村民小组长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应当按照贪污罪处罚，如果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务之外，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财产的，应按照职务侵占罪处罚。
2、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法对党支部有明确的规定，党支部完全属于立法解释的“村基层组织”。村委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形式民主权利。”这里的“基层组织”和立法解释中的“基层组织”应属于同一个法律概念。并且，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领导力量，村委会组织法更是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即村支部，因此，如果说村委会是基层组织，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可以构成贪污受贿犯罪，但是对其实施领导的党支部人员反而不能对其职务行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所以把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视为村基层组织人员，这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基本无争议。
3、村经济合作社等农村基层社区性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按照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我国农村除了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还设有社区性的集体经济组织。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对关于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利和关系划分的答复》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没有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委会经营、管理。” 依照上述法律法规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村经济合作社既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济法人，又行使一般企业不具备的管理职能。村经济合作社属于村级社区性、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但它与普通的村办企业等单纯经济实体不同，除自身经营外，还负有某些管理职能，其职责与村委会的职责存有交叉，这种状况为法律和全国人大有关答复所认可。因此，村经济合作社的地位应当属于村基层组织。
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的定性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是判断是否成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要标准。从事公务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体现，集中反映出立法机关将国家工作人员与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立法原意。
《解释》在明确规定了6项行政管理职能后，以第7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作为兜底条款，是因为有些具体行政管理工作不便列举，也无法详尽列举。这就要求我们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既不能以此为法律的模糊依据扩大打击面，也不能对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的其他未列举公务中的犯罪一推了之。由此，我们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作案时“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事实特征即职务性质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1、依法从事公务的职务行为。职务犯罪是指具有一定职务的特殊主体，违背职责，利用职权或通过职务行为进行违法活动，触犯刑法有关规定，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该罪行为人是依法从事职务活动的主体，其中一类就是指公务型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即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从事国家公务相关人员，例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等犯罪主体。所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依法从事公务，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及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其实质就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凡解释中规定的七项事务，必须就是从事公务。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发生在这七项事务范围之内的职务犯罪行为，必然一定构成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犯罪。
2、村民自治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村内自治事务，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当包括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这些既非协助 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也非从事企业经营事务的村自治事务和公益服务活动，显然也是一种职务行为，但不是公务型主体，而是职务犯罪的另一类主体，即非公务型主体，包括在国家机关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所有不从事国家公务，但又利用本身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犯罪的人员，例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等犯罪主体。这里把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当视为其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在从事村内自治事务的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虽不能成立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犯罪，但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村基层工作人员在此职务活动中不能成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为村民委员会不是企业，不具备公司企业的性质，因此，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3、进行经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村有经济合作社等社区性经济组织，它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即村经济组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行为。在此范围内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区分，一种情况是经过工商部门注册的村办集体企业和公司，如果只是单纯进行经营活动中的职务行为，则成立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另一种情况是村支书、村委会成员兼农村经济合作社等村集体经济组织职务，按照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村经济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按照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一则可成立公司企业人员的犯罪；二则是村支书、村委会成员在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职务的情况下，若其职务行为涉及《解释》中规定的七项事务，也应当视为从事公务，可构成贪污、挪用、受贿犯罪。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检察机关在处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其犯罪客观要件，同时还要结合其犯罪主体身份来定性定罪。我们应当将三种农村基层组织形式（村委会、党支部、经济合作社）与三种职务性质（公务、自治事务、经营事务）结合起来，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决定当事人的行为应当适用何种法律认定行为性质。不能一律将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作为贪污贿赂犯罪处理。而应根据行为人所属的组织和行使的职责，区分不同的情况，作出准确认定。
只有村基层组织（村委会、党支部、经济合作社）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活动时，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行为才能根据刑法和立法解释认定贪污受贿犯罪。而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中。利用管理或从事经营活动的职务便利而犯罪的，认定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党支部和村委会人员在非公务非经营的公益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财物、挪用资金的，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在非公务非商务的活动中（即村自治事务中）发生的村基层组织人员权钱交易的行为，既不能成立受贿罪，也不成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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