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继铭：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应对_老龄化社会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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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应对
哈继铭 [ 2011-05-20 ]
老龄化将在2015年到来
2015年以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会变得非常明显。
我国在解放初期是鼓励多生多育的。在1950年代、1960年代，乃至于1970年代的上半期，我国的出生率都很高。当时鼓励生育，部分原因是解放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战争，解放后需要补充人口。因此，高出生率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约有20多年，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婴儿潮时期”。
在这之后，我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只生一个。从197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我国的出生率都非常低。
人口政策的巨大转变，势必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也出现巨大转变。“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初之后进入了青年和中年阶段，因此劳动人口的比例很高，而且在持续上升。这个时期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型”：老人不多，婴儿也不多，而青壮年劳动人口占比非常高。在此之前的1950年代到1960年代，人口结构是一个“左三角型”：青少年和婴儿占比大，中年人口占比较少，老人占比更少。以后会逐渐演变为 “右三角型”：老人占比急剧上升，而青少年占比明显下降。这是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从“橄榄型”转变为“右三角型”的拐点，我们预测是在2015年。1950年代初出生的人到2015年前后进入了法定退休年龄。这标志着中国老龄化到来，数量指标是劳动人口占比达到峰值，接下来会急剧下滑。
现阶段已经显露出一些老龄化的迹象。例如，这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比显著提高。从一些社会和经济现象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迹象。例如，很多地区——不仅是沿海地区，也有内陆地区——都出现了民工荒或者说招工难，工资上涨压力大。这与十几二十年前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中国是以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为特征的。
如果我们人口政策不变，2015年老龄化肯定会到来，而且会来得非常剧烈、非常迅猛。
人口结构转变的三个阶段
在“婴儿潮时期”，小孩子多，中老年人少，这时社会发展速度比较慢，也可能比较贫困，因为家庭的负担都比较重，家庭储蓄比较少，更没有剩余资金用来购买房地产、股票。储蓄率低的话，投资增长速度就比较慢。
在“橄榄型”的阶段，人口红利不断释放。夫妻都有工作，只须抚养一个孩子，家庭负担比较轻，社会抚养比也比较低；而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这时社会的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在持续上升。储蓄率上升，起初可能是以银行存款大幅度增加为表现
形式，这时人们的收入水平还不是很高，金融业还不是很发达，购买耐用消费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蓄，因而银行存款不断膨胀。银行存款的膨胀，使资金较为充裕，利率水平比较低，因此投资增长速度加快。
并且，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年人更加不敢消费，因为他担心不能靠儿子养老，必须在工作期间攒钱。这个阶段还经历了国企改革，原来由国企提供的福利取消或者减少了，而国家和社会承担的福利尚未完善，这又增加了所谓谨慎性储蓄的愿望。
这多种情况导致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利润迅速增长，因而国家税收也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再加上国内不敢消费，进口较少，导致外贸顺差不断上升，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本币面临升值压力。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在人口结构的“橄榄形”阶段，国家经济增长处于鼎盛时期，这是人口红利集中释放带来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
随着金融信贷的改革和开放，更多的信贷工具涌现出来，例如房地产贷款等。这时，大家就不一定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银行，一些人会去购买房子。再加上房地产商品化，私人可以拥有房子，就促成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因此，储蓄表现为多种形式，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价格因此被推高。当房价上涨时，人们会认为房地产是比存款更好的投资途径。这势必会造成房价大幅度上升。还有大量资金会进入资本市场，推高股价。如果仅以政策手段、行政方式抑制价格上涨，而不解决高储蓄率带来的资金过剩问题，资金又会流向其他领域，例如农产品、奢侈品、黄金等。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是流动性非常充裕，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当人口结构变为“右三角型”时，社会储蓄率会下降，因为这时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而他们的储蓄较少；而青壮年人口占比下降则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因此，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会上扬。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可能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国家税收的增速也受到影响。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与之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相比，在人口结构“右三角形”时期，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通货膨胀高一些”的现象。
这时社会进入小康或者是中产阶级较多的阶段。人们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会进行更为科学的选择，而不是像贫困时期那样一味追求发展。所以，对环保的要求会更高。各种成本的增加影响了出口竞争力，出口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而消费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进口增长速度会保持稳定。因此，外贸顺差会减少，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轻，经济外部失衡会得以改善。
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一些新现象。前期大量购买房地产的中年、青年逐渐进入老龄阶段，他们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弱。而下一代人的数量少于上一代，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比上一代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从父母那里继承房地产。这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降，房价有下降的压力。另外，因为储蓄率下降，银行存款增长速度下降，银行贷款的增长也会放缓，一些融资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市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股权类、债权类，还是租赁，都会有比较强劲的需求。
这时经济增长的形态会改变。过去每年增长10%，这时会明显低于10%。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增大。通货膨胀不是由暂时性的因素造成。如果不加以治理，它可能变成常态，造成人们通胀预期上升，从而使得通胀很难控制。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当转变，适应新人口结构下的经济形态。可能人们会担忧，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持续低增长、高通胀的阶段？经济要硬着陆，通胀又很高，是不是会发生滞胀？我认为，应该是用较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治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防止经济大幅下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主要不是体现在投资方面，更多地是要要消除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应该是致力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包括保障房的建设，让人们放心消费。
另外，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时候，仅有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供应方的政策，把供应曲线向外拉。也就是说，要通过制度上的改革和科技的进步，使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会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在制度改革方面，一些国有企业应该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企业的规模效益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我们还可以寻找更多的方式，来向外推移供应曲线。这是治理低增长高通胀的有效方式。
人口老龄化肯定会到来，到那时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下降压力，我们如何应对？我们现在就要未雨绸缪，防止人口红利过度释放推高房价，防止今天大起明天大落。所以，现阶段就应当防止房价过度上涨。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供应方面。政府已经在花大力气建设保障性住房。二是需求方面。可以采取一些价格型的手段，例如提高利率水平，这可以抑制房地产需求过度膨胀。根据黄金法则，经济增长和利率水平应该相一致，而我们现在的利率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速。目前的利率水平也低于通货膨胀率。无论用负利率标准还是黄金法则来衡量，我国的利率水平都是过低的，完全有上升的空间。现在的一些政策，比如限购，也是在抑制需求，但这种方式行政色彩比较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效，但不一定能够治理根本，而且也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无益于应对老龄化问题
有人提出，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大家生两个甚至更多。但我认为，现阶段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避免未来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当老龄化到来时，老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但小孩占比并没有上升。如果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情况就是老人的比例上升，青壮年的比例没有增加，而小孩的比例增加。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抚养率上升得更快，不仅要负担老人，还要负担更多的孩子。这样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滑，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也会更大。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年轻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家庭负担并不重，他们会有相当的储蓄购买房地产；但如果他们有多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那就根本没有家庭储蓄，未来老年人抛售房产，年轻一代根本接不下来。
当然，这是从一个周期来看，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多看几个周期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认为，我们应当用其他方式缓解老龄化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移民政策。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移民有关。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老龄化
问题较轻，跟他们从其他国家移民有关。所以，当我们国家劳动力供应不足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周边国家吸纳一些移民。
更重要的可能不是人口政策，而是如何用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体现在城市化方面。现阶段，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最终可能又回到家乡，因为他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医疗、教育这些福利；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城里人1998年得到福利分房，如果将来想改善居住，把这个房子卖掉，至少可以把首付款搞定，而农民工没有支付首付款的能力，家乡的宅基地没有商品化，他不能把宅基地变卖筹得首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会为未来的城镇化带来更大空间。户籍制度改革也能对推进城市化做出贡献。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房地产市场，而且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还有老生常谈的社会保障。现在政府在完善社保体系，但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在养老保险方面，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部门的商业化养老保险也应该有很大发展空间。养老保险资金要实现保值增值，需要依托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应该放在相当优先的议事日程中。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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