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厂卫制度_明朝都司卫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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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厂卫制度初探
明代的“厂卫”制度
——部分节选内容发表于《万科》周刊2009年六月刊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监察、特务系统是极端发达的。其始作甬者，为太祖朱元璋。太祖通过废中书省、收兵权，从而掌握了军政大权。但仅此仍嫌不够，另外还设立了一整套监察系统。虽然此举并无创新——早在秦国就设立了专司监察之事的御史大夫，以后历代皆袭其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检察机构扩大为御史台。至唐宋朝，则分为三个系统，即御史、谏官及封驳——但太祖治下的监察系统则远此为甚，极其发达！如都察院（先设御史台、后立都察院）、通政司、拱卫司、察言司、锦衣卫（拱卫司为其前身）、巡检司等，延展到其后世子孙创立的东厂、西厂、内厂（又称内行厂）。这就是“厂卫”的由来。
先说都察院的组织设计。都察院下设监察都御史，仅为正七品。各道监察御史，正九品。洪武十六年，都察院升为正三品。洪武十七年，再升为正二品，设立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都御史司职弹劾百官、提督各道。具体而言，即拥有三项权力：三劾权、职官考察权、司法监督权。所谓三劾权，即：“凡大臣好佞、小人构党，威福作乱者，弹劾；百官贪冒、破坏纲纪者，弹劾；学术不正、上书乱言者，弹劾”。
这种设置中，耐人寻味的是，监察都御史仅是七品小官，品级和县官一样，但却拥有极大的权力——无形之权。皇帝依靠他们来钳制大官，以小制大，以内制外，赋予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的权力。这套系统实际上就是皇帝的耳目，是替皇帝监视群僚的机关。如此，也算是大象无形了。
如上述，太祖仍觉不足以掌控百官。又先后设立了检校、察言司、锦衣卫。前者无正式官署，后者为十二卫中第一卫。前者中最著名的头子有高见贤、夏煜、杨宪、宋思颜等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亦即特务工作。上述几人得势后，连李善长等开国重臣也避之远远，丝毫不敢招惹。
察言司设置时间较短，史中记载不详。只知洪武三年七月，“革察言司”（注1）而已。不过望文生义，可知此司仍为刺事机构。
至于锦衣卫，则规模颇大，其人数最多时达至六万人。该卫于前身为拱卫司，于洪武元年设立。洪武十五年（1382年），出于打击权臣的需要，改为锦衣卫，为上十二卫之首（注2），故能贴近皇帝本人，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听命于皇帝。说的准确点，这支队伍并非国家的队伍，而是皇帝老倌的私人军警系统。
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其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
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实际上，锦衣卫相当于独立于国家司法系统之外的刺事（侦缉）系统、纠察系统、检察系统、监察系统、监狱系统、武装序列。使皇帝拥有直接且绝对的权力，凡事均可不经法司，无疑足以使百官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具体到锦衣卫的确切职责，据《明史·职官五》云：“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又云“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太祖屡兴大狱，诛杀功臣，大多基于莫须有的罪名，设若交给发司依法办理，有可能旷日持久，且根本无法治罪，而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相当于绕开正统体制，另辟奚径。诏狱，主要是指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之案。这样来看锦衣卫职责，就十分明了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具特务机构性质。所以锦衣卫的核心任务就是屠诛功臣，罗织罪状，置之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足见其酷烈程度，史谓：“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而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事实上，如果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其弊端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凡事不可极端化，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其祸国殃民的本领就容易被激发出来。因为他太容易利用职务便利制造冤狱，以打击异己。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笼罩在恐怖气氛中。至若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官民，死于锦衣卫酷刑的正直官吏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无节制的滥捕冤杀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而此例一开，有明一代，其弊终难去矣。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笔者亦持此说。
沿袭到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始创更加严酷的东厂（注3）。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后，其精神始终高度紧张。原因有二，其一者，建文未死的流言一直存在，经过历代学者的考究，发现未死隐匿的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特别是前朝旧臣——或许因为建文帝性情仁柔、温和，尚未失掉人心的缘故吧！——总之，为了巩固政权，成祖比其父太祖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极端专制机构，于是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将原来又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改为又司礼监直接掌管，“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其内。而史讳之”（注４），相当于将宦官队伍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成为自己的嫡系力量，无须接受任何制度的制约。第二件，鼓励告密。有平民谓丁珏者，就因告密而“立授”为刑科给事中，“„„立擢之。由是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告密的对象，甚至包括皇亲国戚、开国元勋。此风在后期方有所收敛。第三件事就是另设东厂，其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其嚣张程度，史中有“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击”的记载。如此，厂卫乃成。
东厂的组织架构做如此设计：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亦即民间所称的“番子”。起初，东厂只负责刺事（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稍南有狱一处，凡重犯皆系之，轻犯干连则在署外之店也”（注５），自成系统。其刺事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要犯，东厂都要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皆有东厂派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言行。重要衙门的文件，即使如兵部的各种塘报、边报等军情，东厂都要一一查看。刺事对象延伸到极限，就连皇太子、公主、驸马也不能幸免，“文皇尝夜遣小中官潜入（梅）殷第，察之”（注６），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例如油盐酱醋的价格，也无一不在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送内廷。如此可见，厂之地位，优于锦衣卫。
东厂番子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大街小巷里面，并非完全出于公干，更多的是为了谋取私利。彼等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其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所谓“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这些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使国家进入恐怖之中。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属于后来居上者。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关系密切，又身处深宫大内，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东厂除侦察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其范围之内。加之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谓为“监军”；或去征收税赋，谓为“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所以，厂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设立了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缓为其爪牙，权势远在东厂及锦衣卫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任意捕杀臣民，冤死者不计其数，一时权倾天下。
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注７]。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人闻之无不谈虎色变，视宦官如虎狼。刘瑾先后专权五年，尽夺内阁之权，军国大政不经内阁，而是直送刘瑾私宅办理——当时内外章奏，主管官员“先具红揭投谨，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意即白本是给武宗看的，红本是给刘谨看的，送白本只是履行一个程序，实际决定权全在刘谨之手。所以，内阁撰敕，或“逆探理意为之”，或“至理处请明，然后下笔”，到了最后，刘谨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拟行”，俨然如民间所讽的“立皇帝”。只是到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才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俱被撤销。刘瑾的家财有
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这个结果比之于当初创设特务机构的初衷，可谓滑稽之极，因为它是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再说说厂卫的首领构成。
除了锦衣卫外，厂公或督公基本都是宦官。“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为何如此？细究起来，宦官这个群体似也可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接触起来更为方便，皇帝也认为他们更贴心、更信得过，往往引为心腹，所谓宁予家奴，不予外臣。其次，宦官既已“去势”，在社会上无地位、无尊严，只能依靠皇帝，所以他们往往更忠心，更会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有时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不太买皇帝的帐。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有些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基本可以胜任，也不会象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急需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系统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例如，在成祖起兵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总是觉得他们比较可靠。故此，厂卫领袖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
明代宦官设有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是诸监之首，是特务系统最高指挥机关，“掌印太监”为其最高首领。东厂特务直接受皇帝差遣，派去主持东厂的宦官自然都是皇帝的亲信，颁发的关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要权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东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如此可见，厂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严密的特务体系。厂卫均可不经法司，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冤死者相属”，致使朝野上下动容。
至于厂卫的组织架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除锦衣卫外，其余的全是由宦官主持，并且由宦官领导机关司礼监领导任免，然后由皇帝终裁。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成祖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有了厂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过于严密的监察网、过于发达的检察系统，已使百官不能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工作死板而僵化，整日惊恐万分也就无心尽责任事，这种状态显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
通观明代厂卫制度，在协助皇帝强化个人独裁统治这一层面上，确有臂助之功。但此种制度弊端甚广，掌握火候的难度极大，故此以后各朝均大为失控。具体而论，其主要流弊有四。其一，由内臣提督东西厂，贻害最深。
厂卫首领，如果均由外官充任，似乎会有另外一种结果。而不幸的是，最重要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厂——都由宦官执掌。本来宦官干政就是极其危险的祸国之根，再把这种极端的国家机器交由宦官把持，实际上促使两者合流，使两种本来就很凶险的因素融合成为一个极大的隐患。换言之，这种机构的设置，相当于给了宦官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在这个势力范围内，名正言顺的进行干政。加之，历朝各代，因为随侍左右，宦官都是极其擅长体察上意的，进入一流境界者，自能摆弄皇帝于手掌之间。如英宗即位时，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直呼“先生”而不称名。其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朝政败坏萎靡，内外官吏莫不贪残，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如此，既已“挟帝有术”，手中再有了厂卫这种无所不能的强权工具，倾国倾城也就太过自然了。也因此，有学者谓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其实始自明代，而厂卫制度又是最根本的源头，此论不无道理！
其二，废相集权，中枢机构缺位，厂卫乘虚充任，至为大错。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被撤消，废丞相不设，大都督府分为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皇权进一步加强。其后历永乐、洪熙、宣德，逐渐形成内阁制度。内阁参赞机务，但首辅无丞相之名，实则一大参谋结构而已，一切重大决策悉决于皇帝批红。与此同时，宫中宦官形成以司礼监为首的一套机构，他们通过厂卫这种绝对专制制度控制朝臣、进而控制内阁、再利用代皇帝批红的机会，从而实际上已代行内阁大权，利用这条看似直接、实则迂回的路线，从而权倾天下。
其三，失控的监察体系、绝对的专权体制、极度的中央集权，足以导致社稷的覆灭。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体系外，另设一套平行的统御系统，如果期以适度的彼此钳制，似无不可。但毫无规矩可言、毫无法制可循，完全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厂卫的好恶为好恶，使权力绝对的集中，使权柄强化为兵器，使国家机器工具化，则必然使这种初衷不复存在，成为已入晚期的社会毒瘤，最终结果只能是整个国家的恶化、灭亡。因为这种结构的设置，实际上是推翻了原有的制度体系，更是对本就薄弱的法制体系的任意践踏。试想人人被监视，草木皆兵的背景下，岂能还有心思做事？再遥想当年崇祯一手断送大明江山、及至自缢于煤山之时，是否想到这种结果的因子，实则乃由其远祖亲手种下？
第四，人权陨落，与大势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
太祖大肆屠杀功臣，看似是为了给其后世子孙铺平道路，那是比较动听一种说辞罢了，实则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很不幸的是，他的后裔也大多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变态、冷血、残忍、嗜杀、愚昧、固执，视他人生命如草芥。这种性格背景下，自然需要厂卫这样的打手，即屠夫机构。朱元璋之嗜杀自不必说，其子永乐大帝颇享盛名，但也首创了屠十族的惨剧，令人发指。而如果将该时视角转移至西方，与厂卫制度的设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早于其时，即于十三世纪就已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横行绝对独裁的“诏狱”和惨无人道的“廷杖”（指皇帝当廷责杖朝臣的肉刑，公侯如朱文正、朱亮祖，大僚如工部尚书薛祥等，都是受廷杖致死的）。英国更早于同期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凭借厂卫更加集中，民主被摧残干净，与历史发展进程大相背离。
最后不能不提及厂卫制度的现实意义。
国内民营企业领袖出身草莽，但亦不乏擅长学习、以史为鉴者。从历史中寻找管理良方、从典籍中汲取经营方略，并无不妥。但是，确有一些领导人，或许出于缺乏自信，或许过于狭隘，总是担心企业失控，但又喜欢以史为师，故此对于历史中的一些糟粕也不免拿来乱用一番，以强化个人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则明显过于滑稽和幼稚。企业当然应该有一套严密的内控体系，以使组织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走偏。但基于此点，就重用“内臣”（家属、亲戚、故旧、同乡）、防备人才，采用设置眼线、广布暗探的方式来侦缉外聘高管，则未免走火入魔了，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种模式的结果是虽然强化了独裁控制，但最终结果却是自毁长城，极端的得不偿失，属于拙劣之术，殊无借镜的必要！
须知，大明朝的快速堕落，厂卫制度“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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